一上床就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无非想着白天的事，你一言我一语，两句气人的语颠来倒去，说个不完。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酸腿酸起来。翻过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又随即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画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踝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有时候她可以觉得里面的一只喑哑的嘴，两片嘴唇轻轻地相贴着，光只觉得它的存在就不能忍受。
这段文字完全可以跟《金锁记》中七巧再见季泽时把骨头、牙根都迸酸了一节相媲美。它以**美人翻来覆去的姿势变化表现女人的正常情欲不得满足的苦态。空虚无奈，身不由己，左右不适，不能感觉，一感觉就是痛苦，这是怎样难挨的身心折磨！非大手笔不能表现得如此细腻深切，摄人心魄。
仅仅是作品中的这一类描写，《怨女》就足以称得上杰作。仿佛是为了回答在她刚成名时有人说她不能写长篇的看法，在《十八春》《秧歌》等作品之后，她又有了《怨女》。这是她的长篇代表作，她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才华。
但它毕竟是改写，何况《金锁记》太有名了。虽然两部作品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但由于《怨女》的笔力没有《金锁记》集中，加上作者实在难以割舍原有的某些情节，而人们总是先读了《传奇》之后再对她后来的作品感兴趣的，因此读《怨女》时免不了似曾相识之感。因此《金锁记》的光芒掩盖了《怨女》。
其实，说《怨女》直接从《金锁记》改写而来是不确的。在中文本《怨女》之前，就有了英文本《怨女》的写作。初到美国不久，张爱玲就致力于英文小说《怨女》的写作。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她就准备以《金锁记》为底本，创作一部英文作品，当时定名为PinkTears（《粉泪》），赖雅对之十分欣赏，还就结构问题给她提过建议。但出版过《秧歌》英文版的司克利卜纳出版社没有接受这部稿子。后来，她把小说题目改为RougeoftheNorth（即《北地胭脂》），仍未找到出版社。大概炎樱也曾为张爱玲联系出版事宜，在1959年12月中旬，炎樱给她来信说，《北地胭脂》未能被出版社接受，并深表同情，“闻此消息，张不禁热泪盈眶，情绪低落，所有的来信无论是为她悲叹还是对她劝告，如今在她看来都只是一种骚扰。赖雅过去从来未见过她如此沮丧，她怀疑《北地胭脂》遭到退稿，就等于将她本人抛弃，她还未从沮丧情绪中摆脱出来”[364]。
《北地胭脂》在张爱玲的箱子中尘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了。封底用的是张爱玲1944年拍摄的个人照片，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这张照片后来收入了《对照记》。照片之下有一段英文简介，介绍了她的家事背景，提及其外曾祖父李鸿章与祖父张佩纶，似乎是有意要强调此书作者乃中国清代重臣遗族的身份。张爱玲祖籍河北、生于上海的籍贯介绍正应了这个书名之前那句话：“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对张爱玲的生活情况包括当时正在着手翻译《海上花列传》都有介绍。
《北地胭脂》的取名也颇有一番讲究。张爱玲想在书前扉页上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作为格言，故以之名小说。在1966年12月给新结识的朋友庄信正的信中，她说：“我曾到Libraryofgress（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出典，主要想知道是否7世纪写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句子，仍旧查不出，想托你查查。”
庄信正当时以为找大型辞书可迎刃而解，谁知竟查不出，所以，问了几位专家也未能弄清。后来又请教了陈世骧[365]等古典文学专家，他们认为大约是人们把两句凑成一句用的，所以难有实典可查。庄信正以为没法再考证下去了，就写信告诉张爱玲，她回信也表示“真想不到这两句话的来历这样复杂”。后来，张爱玲在《北地胭脂》的“题记”中，用的是“大概出于中国7世纪”这种含混的表达方式。[366]
但是《北地胭脂》销路不畅，英国评论家对之的评价也不高。张爱玲对水晶介绍说，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了少数评论，都是反面意见居多。有一个书评人抱怨书中的银娣，简直令人“作呕”（revolting）。这大概因为西方人所接触的现代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可怜虫居多，或是大奸大坏的人，很少像银娣这类“小奸小坏”的人，所以不太习惯。[367]为了打入英语文学世界，张爱玲顽强地奋斗了十来年，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公认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无论怎样也唤不起英语世界的阅读欲望。张爱玲确实很用心，确实很认真，确实很在乎她的英语作品的命运。然而，英文读者不领她的情。几经周折才艰难出版的《北地胭脂》，将她早年立意以英文著述扬名的念头几乎掐灭，这件事情对她确实打击很大。张爱玲自此之后基本上停止了英文小说的创作，也可能与她多年努力却没有回报相关。
六十四、夏志清的佳评
对于20世纪60年代港台地区的第二次“张爱玲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夏志清[368]的张爱玲研究。出版界与评论界并未有意联手，却也此起彼伏，相得益彰。
夏志清早就见过张爱玲，但张爱玲那时却认不得他。夏志清回忆说：
早在1944年夏天，我在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见到过张爱玲。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与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369]
夏志清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虽然那天都是沪江和圣约翰的同学慕张爱玲的名而去的，但她站在人群的中心，“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张爱玲年轻时候戴着厚镜片，少说也有八九百度。50年代后张爱玲常患眼疾，老出血，与戴隐形眼镜有关。[370]
夏志清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50年代初，他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并从事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在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名家的主要作品之后，他也读到了张爱玲，他“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于是为张爱玲辟以专章，以多于论鲁迅的篇幅讨论张爱玲（中文本“鲁迅”占27页、“张爱玲”占41页）。英文本是1961年出版的，中译全本则出得更晚，但论张爱玲的部分则在1957年就由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译出了。[371]
如果说傅雷在40年代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十多年后夏志清的文章则是第二个里程碑。由于夏志清以小说史的形式且在港台地区文坛影响较大，夏的文章显然比傅雷的文章更多地引起了注意。然而，尽管反响有大小，但两人纯正的艺术眼光和公正学术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受主流话语的压力和既有研究的羁限，洞见了张爱玲的艺术价值。
夏志清第一次正式地把张爱玲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予重要地位，他说：
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Katherine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or）、韦尔蒂（EudoraWelty）、麦克勒斯（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在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评价之后，夏志清还力图概括张爱玲的艺术人格。他的看法是：
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看到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够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夏志清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等。他说：“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这个总结和张爱玲谈自己作品的看法是十分一致的。说到《金锁记》，夏志清下了一个惊人而又服人的断语：“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夏志清还简明地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还受其他西洋小说的影响，表现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以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等方面。中国的旧小说也给了她极大影响，她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对白也极圆熟。而且，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红楼梦》的“闺阁现实主义”风格。[372]
过了一些年，在一本书的序中，夏志清仍然高度评价张爱玲。他说：
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373]
在这篇序中，夏志清还说：“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与张爱玲相比？”文中所言张爱玲在美国已成必读作家，是指美国的一些大学选张爱玲作品为必读书。如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被选入夏志清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加州大学教授白区（CyrilBirthologyofeseLiterature（《中国文学选读》）的下册，选了《怨女》英文本的头两章，该书是美国各大学普遍采用的教材。
不过，若干年后，夏志清的看法略有一些修改。鉴于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作品日少，夏志清认为她的创作魄力和创作持久力不够。她60年代以后印出的旧作比新作要多，“文物”一件件出土。夏志清说：“出土文物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作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说这番话是在1995年。然而，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张爱玲的文字，可以说开了一代风气。自他论张爱玲始，港台地区年年有张爱玲研究论著出现，从来没有断过。以张爱玲为题写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情形已是屡见不鲜的了。而所有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夏志清。夏志清有东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他的张爱玲研究可谓坚实的奠基之作。要想超过他的研究水平，就像要爬上去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难。
余光中充分肯定了夏志清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他认为张爱玲的“经典化”历程就是从夏志清开始的，充分显示了一个杰出的评论家的可贵胆识。他说：“今日而来推崇张爱玲，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倾成风的美国评论界，要斩钉截铁肯定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的成就，到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地步，却需要智勇兼备的真正学者。一部文学史是由这样的学者写出来的。”[374]
夏志清对张爱玲及现代文学研究是有贡献的，他和张爱玲的文缘也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