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篇诗歌的风格来看，简直就是一篇揭露不公现状的新闻稿件，如果放到今日，像白居易这样热情勃发的性格兼之妙笔生花的才华，一定是一个一流的媒体人物，而且还总是勇于冲在第一线。只是，如今新闻的爆炸性传播要借助于互联网的帮助，而白居易靠的全都是个人魅力。
六新乐府诗词的倡导者
有关写作，当年他在写给元稹的信中，曾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说得浅显些，就是写出的东西要言之有物，不要为了写而写。文辞质朴易懂，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在这方面，白居易认定的偶像是杜甫，比如他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等，简直就是完美的样板文章。写东西就该这么写，这不仅展示一个文人的才华，更体现他忧国忧民的风骨。而这一类文章，被白居易统称为“新乐府诗词”。
一看到兄长如此推崇新乐府诗词，作为小弟的元稹立刻响应，不光是他，还有其他著名诗人，比如李绅、张籍等人也作诗应和。而文章的主旨也都集中在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究竟这些诗作有多大的反响呢？在白居易写给好友的信里，就直言不讳地提到过：“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山北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作，基本上是惹恼了各行各业的豪强权贵。如此一来，他未来会遭遇罢黜的命运，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白居易在左拾遗的位子上做了一阵，忽然得到提升，做了太子赞善。不明白的，觉得他是乘了东风；明白人一看便知，不管官员也好，皇帝也罢，实在受不了天天接到他的谏文，索性把他移了个无法随意发言的位置。就在这时，长安城发生了一起蹊跷的刺杀事件。
唐宪宗时期，河北三镇以及淮西一直和中央为敌，当时的宰相武元衡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而他却在凌晨去皇宫见皇帝的路上，被刺客围攻残忍杀死。武元衡的死让当时的很多大臣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出兵之事。白居易一听此事，完全忘记自己已经不是谏官、不能随意发言的事实，一大清早，急急奔到朝廷上奏，建言严惩凶手。
接到奏折的唐宪宗非常不爽，他当然心知肚明这一次的刺杀行动目的是什么，但当时的朝廷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削藩，白居易的这一次进言，就好像在他又羞又恼的内心里直接撒了一包粗粒盐。
皇上不愉快，底下的臣子自然一清二楚。但是，对白居易这次大义凛然的上谏直接驳斥，也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就开始罗织别的罪名，最后的结果就是，正直的白大官人，因为这次冲动，被贬到江州做司马。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
七有缘太短暂比无缘还惨
白居易带着家眷离开长安那一天，正是一个雨夜，一叶孤舟漂**在黑黢黢的江水之上。妻子杨氏已经睡下了，只有他一个人站在船头。他的这位贤妻是他三十七岁，马上就要奔四十的时候才娶的，还是一位老友的妹妹。因为自己的不婚，白母急得以死相逼，无奈之下，白居易屈服了。
嫁给一个心里有其他人的丈夫究竟是怎样的感受？千百年来，杨氏的喜怒哀乐都藏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她不能言，她的丈夫也从来没有为她言过，而是把多年求而不得的思念都寄托给了他少年时的那位湘灵姑娘。
或许这世间真的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情感。在去江州的路上，他居然遇到了多年未见的湘灵。
这一段情节，是熟读白居易诗歌的人们在《逢旧》这首诗中找到的线索，“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命运对白居易真是反复无常。在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时候，湘灵永远是隔在远远乡的人。而如今，他繁华落尽，一身憔悴的时刻，却正好和少年时的恋人不期而遇。
那一刻的相遇，他们会说些什么，抱头痛哭还是相对无言，后人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了解到的，就是在这次难得的见面之后，两人并没有再续前缘，就如两颗交汇的星星，一瞬间的相遇，从此又奔向各自茫茫的旅程。很多人都对他们偶遇之后的再度分开很不理解，甚至有人还对白居易冠以“渣男”的称号。
幸好如今已然是千年之后，白居易已经耳根清净地不必听这世间的纷纷纭纭。为何没能在偶遇湘灵之后再续前缘，其实和当时的环境关系很大。有可能，他当时也正是身世飘零，湘灵跟他在一起，也无法得到安全的保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白居易已经娶妻，湘灵如果留在身边，只能是妾室。如果可以为妾，两人也不必等这许多年。
在白居易生活的年代，妻妾的分别是非常严格的。《礼记正义》中明确规定：“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没有明媒正娶，男女结合一律视作非法，唐朝法律非常强调正妻的优越性，“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杀一名无辜婢女，至多判一年徒刑了事。而事实上，妾室与婢女的地位分别不大。如果正妻要惩罚妾室，即使作为男主人也是无权干涉的。
当年，白居易无法给湘灵明媒正娶的身份。蹉跎了多年，如今红颜已哀的她，还要顶着妾室的名头嫁入白家吗？这份尴尬，白居易说不出口，湘灵更是做不到。所以，在白居易日后的生活中，歌姬婢妾成群，却没有一个湘灵的立足之地，所以这一见，真的就是以离别为名的再见了。当年，因为母亲的决绝，他无法与湘灵成就姻缘。如今，因为身份之别，佳人在前，也只能含恨而别，兜兜转转，依然无缘。
所有的思念，最后都只能化成一声长叹。就如他的这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八遇到琵琶女时的忧愁
其实，被贬谪的日子对白居易来说，也不甚难过。不论是在江州，还是后来的忠州，以及杭州等，就如他在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中曾说：“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而白居易也曾在《江州司马厅记》中，描述过自己在江州的工作环境：“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
由此可见，不同的人面临困境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韩愈等人都遭遇过被贬谪的命运，郁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刘禹锡和白居易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寄情山水。柳宗元一直在五年之后，熬死了老娘和爱女，才一点点把心结打开，最后还是死于郁闷。
如果他们之间一定要找到区别，那可能就是柳宗元被贬谪的永州环境太差了，相比于江州和朗州更为艰难？不然的话，同为司马，为什么白居易就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还蛮舒心畅意呢？
当时，也可以认为，这所谓的舒心畅意也只是表象，真正能体现诗人内心感受的还是他的作品，比如他在那段时间创作的《琵琶行》。
那是一个深秋时节，那一晚的浔阳江上，水波粼粼，一弯新月挂在枝头。彼时，白居易刚刚到江州两个年头，正是内心最凄惶的时刻。有朋自远方来，执手相握，说不尽的知心话，可惜匆匆又要离别。江上一叶扁舟，岸上一骑孤马，好友相对无语，即使有酒，也醉不成欢。幸好那江上忽然响起的琵琶声，犹如仙乐，拯救了这最艰难的时刻。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一位过气的京城名姬，一位被贬边地的江州司马。即使在当年的长安，两人也从未有过任何交集，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剧命运却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你为我写诗，我为你奏曲。
但这首曲子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了。当这位琵琶女“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这“凄凄不似向前声”的曲调，使得一千多年前浔阳江上的诗人白居易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普通人的情绪，在抽抽噎噎中就已经得到了完美释放。而他，却由此完成了这首著名的《琵琶行》。一千多年来，有多少人因为这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感慨唏嘘。
九坎坷过后是油腻的中年
此后六年时间，白居易也辗转了一处又一处的贬谪之地。远在长安的大明宫风云诡谲，很快，唐宪宗也和他早死的老爹一样，莫名暴亡，他的儿子穆宗继位，白居易重新被召回。
这一次仕进之路，白居易走得很顺畅，但朝堂上的党争让他感到无比腻味。官员们在忙着为自己争夺权力，却没有人关注当时已经民不聊生的惨状。而他也明白，自己这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的性格，朝堂是容不下的。这一次，他主动请求外放到杭州做刺史。到了地方，白居易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先后修钱塘湖堤，蓄水灌地千顷。又浚城中李泌六井，供民饮用。看来，白刺史不仅善于写诗，在水利工程这块也是不遑多论的。
但不管怎样，在苏杭的日子，也是白居易人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他只是一个外放的官员，努力做好了本职工作之后，就可以和好友游山玩水，互相唱和，当真是风雅至极。自古江南多美女，白居易的两位宠妾樊素和小蛮，或许也正是在这里收纳到府中的。
如果没有那一次的符离之行，这种云上一样的日子还会让五十多岁的老白乐上很久。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在五十三岁那一年，鬼使神差一样，他又绕道来到了少年时曾遇到湘灵的地方。只可惜，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在那个傍晚，有个孤独的老人在一所破旧的民居前伫立了很久。晚风吹得泥墙上的残草簌簌地响，偶尔有来往的乡民看到他，都在窃窃私语，这位异乡人看上去是位贵人，为什么眼中充满凄楚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