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贡献，有两个方面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一是在邓小平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并由此提出并确立了实践市场经济的系统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二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历史性的意义深远的现代治国方略，并由此提出并在宪法中写入了“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极其重大的现代政治理念和基本法治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的重大成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顺应当代世界走向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时代潮流，一方面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地，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哲学的辩证法，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科学地回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新的现实的要求，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和判断世情、国情、党情，排除了各种干扰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前进的“左”倾、右倾教条主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邓小平“三步走”
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了进一步系统的理论分析、战略规划和策略设计，全面勾画了建设这一历史性目标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全面的科学理论，开创了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原则，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应对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意义深远的历史性转变，在世纪之交续写出新的篇章。
3。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化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胡锦涛为什么一再强调求真务实，并提出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为什么提出保护合法的私人产权并写入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物权法这一里程碑式的杰作？为什么坚定不移地断然拒绝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为什么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不折腾”，反复强调必须走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之路？为什么在世界舞台上庄重而严肃地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大政治主张？
所有这些问题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前提，同样只有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法则中，才能够得到历史的和有说服力的回答。
不始终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基本原则，就做不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作出新的重大理论创新；不始终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矛盾辩证法，就做不到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实际，破除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走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
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为毛泽东破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之谜的哲学逻辑和理论智慧，是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变革历程的伟大的哲学工具。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以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这一哲学工具，科学判断和理性倾听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认真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相结合所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人类和谐世界，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上对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
胡锦涛强调指出，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把这一关键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首要的基本经验。这个首要的基本经验说明，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普遍套用的教条，如果不深入研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变化的实践，如果不坚持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如果不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相互关系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个“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作为哲学工具，科学发展观、执政能力论与和谐社会论就不可能产生。
胡锦涛基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法宝的重要论断，成为推进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变革的方法论原则。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基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中国土地上所书写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崭新篇章，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之路上所树立的新的里程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占有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纳入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框架中，并以独特的中国式智慧倡导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宣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宏伟历史抱负，展示了古老而年轻的中华民族勇于担当人类的和平使者与发展责任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博大胸襟。
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创新和突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框架下，合乎逻辑地提出保护合法的私人产权并写入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了法治文明的重大成果——物权法。
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之一，是对马克思“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3]这一资本逻辑的哲学智慧和列宁利用资本的谆谆告诫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注意和实践重视。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14]苏东剧变使得列宁的担忧和预言成为悲剧性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受的这一重大挫折，历史性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论断和辩证智慧是多么深刻有力；同样也历史性地证明了，列宁关于利用资本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智慧和发展战略是多么高瞻远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私有产权的法律性概念。而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中，资本逻辑与财产权逻辑必然产生、形成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中系统地表达财产权这一重大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的根本途径之一。索托认为，财产权表述是创造出充足资本的根本原因，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不具备这种表述体系”，“缺少一套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现代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15]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总结历史，直面现实，开拓未来，进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在中国大地确立现代意义上财产权表述体系，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政治法律空间，从而开辟了一个既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的、创造社会财富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实践空间。
中国共产党关于财产权问题的修宪，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法治文明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杰作。物权法开启了中国民法典的伟大序篇，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社会主义变革历程中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意义深远而重大。它使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以法律的普遍性形式加以确认，为确立资本与财产权的深刻逻辑关联开辟了现代法律通道，为确立系统化的所有权表达制度作出了关键性突破，表明中国的市场改革已奠立在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点之上。
胡锦涛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牢固树立依法平等保护和正确行使财产权利的物权观念”[16]，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推进法治文明的庄严宣示。中国物权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既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与时俱进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逻辑进行了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公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所提供的开放性空间中，财产权意识空前觉醒的一个时代标志。[17]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新问题新挑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深刻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科学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保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思路和政策机制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的又一次重大跃迁。
建设和谐世界是以胡锦涛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所提出的重大政治主张。胡锦涛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和谐价值观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有机统一，逐步形成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政治理念和重大发展战略，极大地拓展深化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的哲学内涵和理论内容。和谐世界的世界政治理念为在当代世界的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理性对话、平等合作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价值观和民族认同上的分歧、对立和冲突，强调国际社会应当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宽广的政治胸襟和明智的政治战略，建立特殊形式的有效的沟通、对话渠道，以消除由于价值观、传统认同和利益分配等等的对立而造成的严重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中国政府倡导的共建“和谐世界”的世界政治哲学，是数千年来华夏民族孜孜以求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传统价值观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当代表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普遍交往观、世界文学观的发展了的当代阐释，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伟大的民族传统创造性结合的当代形态。
（1）习近平是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典范习近平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观察、认识和处理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重大意义，一再谆谆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认识和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习近平反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和能力。
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要求我们学习和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要求我们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要求我们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础。习近平立足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举措。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强调要坚持主题主线，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针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的新形势，强调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全局和局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关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关系。习近平的这一系列论述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对我们党指导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南。
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他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一张好的蓝图干到底。
习近平要求我们学习和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法则，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习近平要求我们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求我们以全局的视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是习近平观察思考中国和世界问题始终秉持的立场和角度。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有利的战略抉择。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静止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既统领全局又突破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高超领导艺术。
（2）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远航
习近平创造性地坚持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基本原则，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的有机的统一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在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既高度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大胆地、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即立足中国大地和文化传统，以高远的战略眼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刻的实践智慧，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主张和战略部署，在实践上推进和落实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之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辩证法则，所提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到全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变革逻辑的必然产物。深刻认识“四个全面”的关系，深入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全面性、辩证性和统一性，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长久意义的重大战略方针。
“四个全面”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以宏观的总体视野，立足世情、国情和党情，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新问题和新特征，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为统一整体必须协调推进。而如何做到协调推进，这里就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经典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推进这一重大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习近平强调，“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这决定了“四个全面”的内容，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习近平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这一阐述，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深刻揭示。我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的大国，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方面各领域的情况差异巨大，需要处理和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复杂众多，因此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的统一，通过着力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带动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解决。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习近平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深刻倾听中国和世界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的时代呼声和时代要求，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审时度势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一关于发展问题的意义深远的五大发展理念，实现我们党关于发展理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和重大创新。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在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的理论变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指导方针，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党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重大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巨大勇气，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反复要求的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在理论上，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主张，形成了一个包括一条主线、一个梦想、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实践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多点发力、重点突破、纵深推进，在内政和外交两大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六大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全面把握世界经济政治总体格局，又善于分析世界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世界政治理念和“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推动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展示了高超的中国智慧、提出了自信的中国方案、采取了有力的中国行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变革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的辩证发展历程。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底蕴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革历程的核心原则与内在灵魂，并由此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式、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
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之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哲学，为我们探讨、研究和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历史经验，全面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方位、实践基础、理论主题、时代意义，深入揭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次重大创新所由发生的深层的哲学逻辑和理论结构，并由此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深化和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具有的重大而深远意义，提供了一个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
《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主要贡献
自1921年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的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有时甚至严重到几乎断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地步。造成这些重大失误和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
《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的最深刻的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就是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清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是毛泽东写作和讲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现实和前途。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十数年革命风雨的艰苦磨砺、戎马倥偬的攻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升华出了他的哲学结晶，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哲学世界。他用刚遒洒脱、深入浅出的文字写就了灿烂辉煌的哲学篇章，这就是两位一体、相得益彰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8]《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著作，分别写于1937年的7月和8月。这两部著作写作的共同目的，是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19]《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20]，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
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1]黑格尔也曾经说过：“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2]《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任务。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知道“唯书”“唯外”“唯上”，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