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斗争性在事物量变过程中的根本作用，表现在它引起并推动矛盾着的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造成矛盾双方发展的不平衡，为对立面的转化和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中国革命的历程，就是在矛盾斗争性的作用下，革命力量由弱到强，反革命力量由强到弱并最终被消灭的过程。如果没有矛盾斗争性所引起的对立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事物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改变，旧事物也就不可能转变为新事物。
在事物的质变过程中，矛盾斗争性的作用更加明显，当矛盾双方力量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到极限时，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斗争性才会成为现实，只有矛盾斗争性才能突破事物原有的极限。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于1947年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又经过近两年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和战役，至1949年前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崩溃边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完成，则最终结束了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可见矛盾斗争性在促成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概括地说，矛盾的斗争性无论是在事物的量变阶段还是质变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矛盾同一性的具体形式，如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结构的变化，直至相互转化，实际上都是斗争性促成的。
要正确认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其一，为了认识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才分别对它们进行考察，但事实上同一性和斗争性对于事物的推动作用，是在两者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共同发生和进行的。
其二，说矛盾同一性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是为了说明两者在推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特点，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相对”就是次要的、可有可无的，“绝对”就是主要的、唯一的。因为重视斗争性忽视同一性，或重视同一性忽视斗争性，都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其三，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会因矛盾的特点、矛盾发展的阶段、矛盾所处的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具体形式也会各具特殊性，这都需要做具体分析，切忌抽象地、千篇一律地一概而论。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要研究和掌握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考察矛盾斗争性问题，不仅要了解它的理论含义，在逻辑上对它加以界定，还要考察它的七
不同表现形式，这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政治实践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矛盾论》以第六节一节的篇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述。这一节一开始就说：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139]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矛盾的斗争形式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和特点，而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学说。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140]
什么是对抗呢?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即表现为激烈冲突的矛盾斗争形式。自然现象中的弹药爆炸、火山爆发，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为直接冲突，都是对抗的表现。
无可否认，毛泽东在他整个的革命生涯中，一贯重视对抗在矛盾转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从理论上论证了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这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害怕革命战争，害怕建立工农武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141]。但是，毛泽东同时又注意到，在人类历史中，阶级的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而不是它的全部表现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样表现出了自觉的辩证矛盾意识和牢牢地把握具体情况具体地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基本原则。
《矛盾论》不仅指出不应当将对抗这一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142]，同时又指出矛盾的“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143]。这里显然孕育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
所谓对抗性矛盾，指的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往往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所谓非对抗性矛盾，特指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不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解决这类矛盾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对抗性矛盾是最基本的社会矛盾，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较为人们所重视，《矛盾论》也特意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专门列出，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深刻论述。
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144]
在论述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互相转化的原理时，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加以说明：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因此，党内斗争必须极其谨慎、慎重，不能不顾一切地采取对抗的方式。
《矛盾论》：作为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的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哲学，它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认识、理解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逻辑和发展规律，并由此深刻变革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方法论作用。
《矛盾论》是毛泽东以深入研究事物的矛盾法则为理论目的，以清除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为实践指向的经典之作。毛泽东以现代中国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为时代背景，以透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为基本任务[145]，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问题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进行了极其精深而又具有独创性的研究，继承并且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的精神实质，发扬并且光大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创造性地消化、吸收了国内外同代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研究的成果，并由此深刻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世界观方法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毛泽东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但毛泽东更是一位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目标，有着远大社会理想和宏伟政治抱负的职业革命家。阐发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自然是八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但在我们看来，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发挥和阐发，仅仅是毛泽东战略思考中的一个理论铺垫或理论前提。作为一个胸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作为一位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领袖和职业革命家，毛泽东进行哲学思考和哲学创造的深层思想动机，主要地不在于进行职业哲学家之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而在于他所从事的那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于把百年来任人宰割被肆意凭陵四分五裂的中国，改变为一个真正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主权国家，在于通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的中心或红线，是提供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描绘现代中国革命的思想蓝图，塑造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在创造和实践这一思想蓝图、哲学逻辑的艰难历程中，在把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凝炼为理论形态的卓绝劳作中，毛泽东遇到了难以形容、无法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巨大挑战。我们有理由认为，毛泽东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不是外部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军事威胁，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并严重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而在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教条主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进发展的最大敌人，因为正是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一再地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造成严重挫折，甚至几乎一度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多么深刻而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清醒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哲学上肩负着的一个必须完成的重大而艰巨的理论使命和历史使命[146]，就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和解释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范式和理论框架，绘就一幅如何进行革命的思想蓝图，创制一种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哲学逻辑，或者用一句现在时髦的用语来说，就是提供一个能够深刻阐明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一句话，就是形成和提出一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线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思想创造和理论智慧，实现和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哲学任务和理论使命。他精心创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它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以其特有的哲学范式、理论框架，以经过他创造性使用的中国语言和表达方式，塑造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结构，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就《矛盾论》而言，毛泽东通过阐发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这一“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特别是通过详细发挥矛盾特殊性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矛盾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方法论原则，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个批判、消解、打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无坚不摧的辩证法的武器，一个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47]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哲学思想所做的创造性的说明和发挥，在于他进一步阐明和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理论中的实质与核心地位，认为矛盾法则作为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阐明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作为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它们的根本分歧或对立就在于是否用矛盾的观点去认识和看待世界；明确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认识规律的方法论意义，深刻地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毛泽东高度自觉地建立起矛盾法则与方法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谆谆教诲和提醒中国共产党人，矛盾法则作为一种世界观，同时更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分析方法。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都是把矛盾法则的重大方法论意义提高到空前未有之高度的为数不多的政治领袖和职业革命家之一。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普遍性含义的界定和阐述可谓独具特色、清楚明白、易于运用。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学过哲学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了解或记得矛盾普遍性的两个方面的含义：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作为普遍的思想方法得到普遍运用，得益于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深入浅出的创造性的阐发和通俗易懂的表达。毛泽东哲学的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达到了出神入化、水乳交融的统一。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和明白，为什么到了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响亮而有力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一命题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所在。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一个最独特的贡献，是他特别重视和详细发挥了矛盾特殊性理论。[14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始终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体系，着眼于揭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着力于把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为哲学的理论形态。毛泽东之所以把教条主义者严厉地批评为懒汉，之所以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49]的严肃的理论命令和实践命令，是因为他们仅仅满足于矛盾的普遍性，只知道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公式，而不愿意花大气力去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愿意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不愿意具体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愿意总结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正是基于教条主义这样一种严重的思想倾向和现实状况，毛泽东在矛盾问题的研究中才用极大的精力、心血和篇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用浓重的笔墨、大量的篇幅考察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并由此突出而鲜明地强调了理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革命问题的独具特点的哲学反思，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批判和消除“左”
倾教条主义的有力的哲学武器。
毛泽东关于矛盾法则、矛盾辩证法问题的阐述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精深研究和生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的复杂的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提供了至今依然是经典的方法论原则[150]。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之为矛盾基本属性的论述，对于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互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的科学考察，不仅在中国哲学史，而且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亦有其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矛盾论》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模型，它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已经由于现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得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我们在这里虽然不能详细展开，但必须谈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矛盾论》提供的哲学逻辑、哲学模型经由邓小平的卓越运用，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的重大转变。邓小平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一伟大的矛盾法则，提出了一个响彻于当代世界的伟大命题和著名论断：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由此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实现了社会主义由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重大转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革命性的变革历程。
在此，我们还要再一次提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和“事物的矛盾法则”的最具经典性的精彩论断，作为我们本“导读”的一个基本结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51]。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152]
【本章注释】
[1]（法）让·雪斯诺敏锐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大成就：“历史地说来，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洋的进步思想发展而来的，但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怎样可以由中国人民的无数经验而丰富起来，怎样能够成为整个的中国民族文化的先锋，这却是毛泽东的著作莫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