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957年至1966年
我入学了
几天内我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等字。
语文书页除了带拼音的字，还配有彩图——分别是毛主席标准像、天安门城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三十几岁的已婚女性，一直将我们教到三年级，小学二年级时，我从同学口中知道了她的丈夫是区教育局的干部。
在第一堂语文课上，她教导我们要“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实际上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小小年纪怎么就是个“翻身”的人了，也不明白“幸福”和“享福”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智商都差不多，但老师似乎没看出我们的困惑。
在后几堂课上，老师才解惑，她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我们过的将是很悲惨的生活，挨饿，受冻，全家没房子住，更不会幸运地成为小学生……
我回家后，问母亲：“新中国真的比从前的中国好吗？”
母亲大为吃惊。
我遂将老师的话学着说了一遍，母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那当然，不止好一星半点儿，你们老师说得对，你要永远记住！”
母亲的话我当然相信，从此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
后边的课文不是口号了，属于看图识字，如：
工人做工；农民种地。
马拉车；牛耕田。
前边一群羊；后边两条狗。
老爷爷乘凉；老奶奶喂鸡。
最有故事性的课文内容是——乌龟、牛、马、大雁和鹤共同拉一辆车，龟往河边爬，牛、马各向左右使劲，而大雁和鹤要将车带到天上去……
这篇课文的教化意图是鲜明的——目的相同，方向就必须一致。
以后几篇谜语性课文我们都很喜欢：
麻屋子，红帐子，里边住着个白胖子。
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
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
大家一分家，衣服就扯破。
谜语无须同学们猜，有配图。但同学们领略到了比喻的智慧，居然引起了多日互猜谜语的风气。
到一年级下学期，课文内容丰富多了——《狼和山羊》《狗、公鸡和狐狸》《狐狸和乌鸦》《狼来了》等课文，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同样教化意图显明，但《狼来了》给我们以较深的思想触动——因为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能面临撒谎的诱因，有时确乎仅仅出于恶作剧心理。
到了二三年级，课文内容更加丰富，故事性也更强了，如《金银山》《猎人海力布》《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写给爷爷的信》；还有中国古代寓言与伊索寓言——“杯弓蛇影”“掩耳盗铃”“缘木求鱼”“风声鹤唳”“此地无银三百两”等成语典故，已每每被我们挂在嘴边了，我们真的渐渐被文化所“化”了。
如今回忆起来，我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慨——编成好的小学语文课本，非易事也，实乃功德无量。其不易在于，既要循着笔画由少到多、字义词义由浅到深的过程，又要考虑到古今中外之课文比例；既要纳入政治教化，又要兼顾基本品德熏陶；既要具有孩子们理应接受的道理，又要体现知识性、趣味性——得经过多少次比较、掂量、讨论才能确定呀！
从前的蒙学语文教材之编写倒相对省事些，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实际上《弟子规》非识字课本，而是少年道德操行守则；《千字文》也不是单纯的识字课本，具有叙史的特点；《三字经》的识字规律显然，其与自然常识、生活常识、文艺常识、历史常识及德育在先的宗旨组合，集大成而又广阔有序，比“上大人、孔乙己”那一种单纯以教字为主的课本，确有经典性——尽管站在现代来看，存错谬之处。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教材编写，是集体行为，不但须讨论、研究，还须审批，因而具有国家行为的特点。现在，全世界的教材基本都是国家行为的产物了，像《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那种个人编写的教材，几乎可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觉得，喜欢学中文的外国人，都应当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对于了解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人的人性观，了解中国人的道德理论，如同扼要的说明书。
但我在文化上并不是尚古之人。
我小时候听母亲讲到过《三字经》，也只不过听她说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几句，后边的她背不出了。
我决定自己找来看，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以后的事。那时“北语”全称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我自感对于本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心虚，于是自我补课。
正因为我在文化上并不尚古，回忆起来，觉得我小学至中学的语文课本，应该说也是编得很好的课本，绝不比民国时期的任何一种语文课本差。
某些文化界的朋友，对民国时期的蒙学语文课本格外欣赏，与我小学一年级所学的语文课本中的“三万岁”有关；他们实际上不认同那一种教材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