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层的大殿中面南方向，还供有千手观音像一座。
第二层，是汉人崇信的镇水的龙王。
第三层，更是汉藏合璧。计有汉族道教尊崇的玉皇大帝一座，和藏族人普遍崇奉的莲花生大像和宗喀巴像和毗卢遮那像各一座。
在这样的寺院里，你当然也不会指望看到常见的藏族寺院里那种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艺术价值的角度着眼，都有着非常价值的那种壁画。
离开这座寺庙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种失落了什么的凄楚的感觉。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张复古或者文化上顽固的守成论者。但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只看到了文化的损毁，而没有看到文化的发展。你只看到了一种文化上拙劣的杂糅，而没有文化的真正的交融与建构。
莫尔多山周围地区，是藏族文化区中别具特色的嘉绒文化区的中心地带，但现在你却在看到自然界的满目疮痍的同时，看到了文化万劫难复的沦落。
任何一座神山，都会有一条崇拜它的子民的转山之路。苯教与藏传佛教的信徒都相信，绕着这座山转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会积累一定的功德。但现在，这条转山路却渐渐荒芜了。不，在这样一个地方说荒芜是不准确的。荒芜是指一条道路慢慢被青草、被藤蔓、被树木的苍翠渐渐淹没。这里人迹稀落的转山道上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景象。这里的树林已经消失。顽强生长的青草已然没扎根的地方。猛烈的山风和雨水一层层剥去山体表面的泥土，青草的根须再也抓不住一点什么，于是就一年年地稀疏、枯萎了，等待着山羊们沾满砂石的舌头最后席卷。
这条朝山之路本是从青草、从树林、从森林的腐殖土中踏出来的，现在，随着泥土的流失日渐淡去了。我没有绕任何一条转山道朝拜过任何一座神山，但看到一条古老神圣的转山道以如此的方式消失，心中不由得泛起阵阵苦涩。
我在一首诗里写过，那种苦涩就像是岩石缝里渗出的多碱的盐霜。这种盐霜可以制造芒硝，芒硝可以用做一种低质炸药的原料。
我在山下一个人家借宿一夜，准备第二天返回丹巴。
5 山神的子民们
在这个藏汉混血很多代，且基本不通藏语的人家里，我听了更多不得要领的传说。这些传说在文化上更靠近的不是藏族，而是汉族民间的那种东西了。
好客的主人取来一大块猪膘，把一把刀插在上面时，我从背包里取出从丹巴县城带来的两瓶白酒，倒了一大碗。碗在围着火塘的几个男人手里传了起来。猪膘与刀子传到我手里，我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在火上烤得嗞嗞冒油，油滴到火里，火苗蹿起来，把这一圈人的脸都照成铜色的了。火塘里的火，要比头顶吊着的那盏被烟熏黄的电灯更加明亮。
酒过三巡，好几块猪膘已经下到了我的肚里。
主人说：“真没有看出来，哥哥还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这时，屋外一阵拖拉机响，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这是主人家上过高中却没考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
这个青年人就发作了。他像刚发现我一样，一双瞪大的眼睛狠狠地盯过来。我的眼睛没有退让，也不能退让。
他的眼睛让开了，又喝了一口酒，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说：“赞拉。”
“赞拉？”
他父亲说：“就是小金。”
他说：“小金有什么了不起，那天几个小金收药的人过来，叫我们狠狠打了一顿。”然后，他又说了许多威胁的话。他看看我的背包和相机，说：“听说北京和成都有人闹事，现在到处都设了卡子。”
他把我当成从大城市来的人了。他父亲无法制止住这个撒野的、仇恨城市人的小子，只是对我说：“他喝醉了，不要理他。”
我收拾了背包准备离开这户人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公路塌方了，班车都不通了，怎么样，明天我用拖拉机送你去小金，给两百块钱就行了。”
我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讹诈。最后，是他父亲将他从屋里赶了出去，而把我留在了他的家里。第二天醒来已经晚了，这家人除了一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只是微笑、一言不发的老人，都已经出去做事了。他给我端来一碗茶，用藏话说：“上路的时候，躲着我家那野小子一点。”
我说：“我不怕他。”
老人指指自己的耳朵，说：“我早就听不见了。”
我只好笑笑，和他告别，上路了。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丹巴。在招待所里铺开纸写我那篇叫作“野人”的小说。写得闷了，就下了招待所前曲折的石阶，到车站转转。那里依然很安静，树荫静静的，时间就消消停停地团身在里面，一点也不想延展的样子。
于是，又回到招待所写我的《野人》。
那些年里，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旅馆里写短篇小说。在若尔盖，在理县，在隔丹巴县城不到五十公里远的小金县城。写完这篇小说，虽然路还没通，但我应该上路了。
漫游中的写作，在我25岁之后，30岁之前那段时间，是我生活的方式。那时，我甚至觉得这将成为我一生唯一的方式了。
我又上路了，目的地就是五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小金。
临行前，我给曾是同事和领导也是朋友的小金县委书记侯光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等我出发走到一半路程叫新桥的一个乡，那里就没有塌方了。他还特别叮嘱，叫我到乡政府打电话给他，在那里吃顿饭，接我的车就到了。
睡着之前，我口里念出的却是小金县城以前的名字：赞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