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海归博士……”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她停下脚步，转头看我：“谁告诉你的？”
“听……听同学说的。”
她笑了，笑容有些讽刺：“消息传得真快。”
“老师，”我小心翼翼地问，“您……会辞职吗？”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顿了顿，“因为如果您结婚，可能会换工作。”
她看着我，夜色里，她的眼睛很亮：“我不会辞职，也不会结婚。”
“为什么？”
“因为不想。”她转身继续走，“有些事，不是别人说好就是好。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我跟在她身后，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欢喜。她不结婚，她不辞职，她还会在这里，继续当我的老师。
走到停车场，她拉开车门：“回去吧。”
“老师，”我说，“您开车小心。”
“嗯。”她坐进车里，又摇下车窗，“赵晨。”
“嗯？”
“好好学习。”她说，“别想太多。”
车子驶远了。我站在原地，反复咀嚼她最后那句话——“别想太多”。是说学习，还是说别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果然每天去办公室补习。半小时，不长不短，足够她讲清楚一个知识点，也足够我贪婪地收集每一个和她相处的瞬间。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异的默契。
她讲课，我听讲；她提问，我回答；她偶尔会看着我走神，我会在她低头时偷偷看她。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像一根绷紧的弦，轻轻一碰就会发出声响。
但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了。
周五下午，补习结束时，外面下起了雨。春天的第一场雨，细密而冰凉。
“带伞了吗？”她问。
“没有。”
她从柜子里拿出那把深蓝色的伞：“拿着吧。”
“老师您呢？”
“我开车。”她说，“快走吧，雨大了。”
我接过伞，走到门口，又回头：“老师，这把伞……我用了好多次了。”
“那就继续用。”她头也不抬地说。
走出办公楼，雨果然更大了。我撑开伞，走进雨里。刚走到校门口，就看见一个男人撑着伞站在那里，似乎在等人。
男人三十多岁，穿着考究的灰色大衣，戴着金丝边眼镜，手里捧着一束花。看见我，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礼貌的微笑。
“同学，请问杨雯雯老师下班了吗？”他问。
我的心猛地一沉：“您找杨老师？”
“对，我是她朋友。”男人说，“约好一起吃晚饭。”
朋友。这个词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我握紧伞柄，指关节泛白。
“杨老师应该还在办公室。”我说。
“谢谢。”男人点点头，往办公楼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