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但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有些不懂历史的人，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都自己读过，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更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它、考证它、解释它。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谬误。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更有兴味些。后汉末年，皇帝昏庸，宠信宦官，因此政治紊乱，引爆了黄巾起义。因黄巾的起义，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后汉的最大祸源，便是宦官和外戚。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是以文学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了。
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不仅涌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涌现出了大批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致使三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知识，多来自于《三国演义》，以演义的观点看待古人、评述历史。而本书用通俗浅显的语言，纠正了读者来自于演义小说所叙述的史实谬误，陈述了前人所忽略的事情，极大地还原了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真相，让人们真正做到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