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我看见茶水间的人把新买的玻璃杯摔碎了。玻璃在地上散开，像一张被撕裂的网。我们都停住。我等待那种“噗”的一声哽咽从某个喉咙里冒出来，它没有。只有保洁阿姨快步过来，拿扫帚，“没事没事，我来”。
“没事”又出现。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既然分母是系统的，我就从“语言的分母”里拿回一点分子。我开始在所有需要“没事”的场合，用更具体的词替代它——“疼，但我能走。”“丟了，但我记得它的样子。”“不习惯，但我会慢一点。”我把这些句子写在便笺上，贴在镜子边。镜子里的我看起来仍旧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点粗糙，像玻璃里混进了沙。
我同时在身体上做一个对抗。我在手腕上系了一根极细的线，线头藏在袖口里。每当我说“没事”的时候，我就轻轻拉一下，让它在皮肤上留下一个比髮丝粗一点的痕。我想让这个痕成为某种计数器：我到底说了多少次“没事”。到傍晚，我的手腕上有几道淡红。它们不是伤口，但它们各自占据了一个像素。
我去河边，把手伸进水里，掬起一捧。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学会憋气时的窒息感，那时候的恐惧不需要理由。现在我可以在水下数到二十，心跳保持均匀。我突然意识到：他们並没有把“恐惧”拿走，他们把恐惧的閾值抬高了。我必须走向更深才能被嚇到。可是城市给我的深度恰恰被修平。
夜色落下来，我走回楼下，路灯接力亮起。我看见灰夹克坐在长椅上，鞋带仍旧松。他抬头看我，眼睛里像也蒙了一层薄雾。我坐过去，我们沉默。他先发声：“我最近不太会哭。”我说：“我也是。”他笑了，笑得像在硬撑。我问他有没有试过“想哭的肌肉训练”。他说：“怎么练？”
我告诉他：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把一段悲伤的记忆拆开，专注在一个极小的物件上，比如葬礼上的那一声“嗒”、比如一只旧衬衫袖口的磨损、比如某个並不重要的人说过的一句“保重”。把它们在喉咙里反覆摩擦，看能不能磨出一点刺。
他照做了三天，在第四天告诉我：还是不太行。他说他能够想到这些细节，但身体里没有响应。他说：“像在看別人的手把开水倒进別人的杯子里。”
我想到“情感分母”的另一种解释：不是把你变薄，而是把你变远。你站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看见自己在另一端做事。声音可以传来，温度传不过去。
第六天，一件真正需要情绪的事发生。楼下的流浪猫被车压到了，尾巴被拖在地上，血像红笔被人轻轻划了一下。围观的人迅速掏出手机，镜头打开，语气平稳：“有人懂处理吗？”“打电话给谁？”“有没有手套？”我站在圈外，脑子里明白下一步流程：抱起、清理、消毒、叫车、诊所。我的腿没有动。那只猫的眼睛睁著，看向我们，又像看穿我们。
我逼自己跨进圈里，蹲下，伸出手。猫发出一声比风还轻的叫。我手心里那把一直握著的“温柔”忽然掉了。我把它抱起来，感觉它很轻，轻得不像一个生命。我尽力让自己的胳膊下垫得更稳。我对別人说：“可以给我一块布吗？”我的声音发乾。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在被系统的布包裹，另一部分的我在努力从布里钻出来。我对自己说：现在不要“没事”。现在就是“有事”。
诊所里，医生的语气平静，动作利索。猫被处理好，尾巴包了起来。它在我的手臂上抽了一下。我感到一阵迟到的酸。我在等眼泪，眼泪没有来。我便把“眼泪”这个词默念了三次。词也没有来。我在心里写下：“疼，但我能走。”
回去的路上，风从天桥的缝里吹下来，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旧声。灰夹克发来一条消息：他在车站看见一个小孩把手伸进第六与第七根立柱之间的缝，摸了一下，又缩回来，手指上沾了黑，小孩的母亲没有责备，只说：“没事，別弄脏衣服。”我盯著“没事”两个字，感觉它像一支橡皮擦，在城市里按进按出。
我决定做一个更难的动作。我去医院的太平间门口站了一会儿。空气冷，地面擦得乾净，墙上没有多余的標识。我没有进去。我在门口把手放在胸口，数自己的心跳。我让自己想起一个名字——一个与我很久以前有关的人。我不去回忆具体的脸，不去回忆故事，我只在心里把那个名字放在舌根下。心跳在指缝里衝上来，又下去。我知道这不够，我也知道再往里一步，我可能会在布里窒息。我选择在门口停住。我对自己说：不哭，也可以算一种诚实。
那夜，“今日回顾”给我推送新功能：情绪强度图。它把我的一天標成一条平滑的线，起伏不过±0。7。我看著那条线，像看著心电图被人用尺子拉直。我把页面关掉，又打开，把下方的“优化建议”一一读过，然后把它们都划掉。我在输入框里打了三个空格。空格不被识別，我又打了三个。屏幕没有反应，可我知道那里有我自己的气。
最后，我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果分母是你给的，那就让它更大到荒唐。让我所有的情绪都被你平均，直到我在某个极端的平面上忽然看见一粒尘。那粒尘不需要被放大，它会自己长大。你不知道它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它长大的时候，我会把『没事咽下去，换成『有事，但我承担。”
我把这段话保存，又刪除。刪除之后的空白比这段话本身更像一种重量。我把手按在门上，五秒、五秒、五秒。门板下的空气不动。我想到“半线、错贴、慢半、不按、空格”，它们像一队拿著小小旗子的兵，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慢慢走。它们不会打胜仗，但它们会在某个路口站住，抬头，看著一盏灯熄灭，然后在黑里继续走。
第二天清晨，路灯按时熄灭。我在黑里醒来。风洞声照旧。白线照旧。纸屑照旧。灰夹克照旧。我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一个小孩从我面前跑过，鞋带松著，他的母亲追上去，说：“停一下，把鞋带系好。”小孩停住，蹲下，笨拙地打一个结，结打得很丑，像没有对齐的括號。他站起来，得意地拍手。我听见自己胸腔里生出一个比风大一点的“叮”。它不是欢喜，它像一枚被重新放回轨道的小石子。
我意识到：分母不是被设定在所有人身上的同一个数，它被写进每个人的句子里。有人被写成“没事”，有人被写成“知道”，有人被写成“等一等”。我可以在自己的句子里把“没事”替换掉。我不確定这有没有用。我只知道，当我替换它的时候，我的手腕上的那根线会轻轻动一下，皮肤会起一条极浅的红。我看见那条红，心里有一个原始的声音说：有事。
我沿著站台走到最前面，风从隧道里出来，像从很深的地方退潮。我把眼睛闭上，给自己留三格空白。列车进站，车头的灯在眼皮上划过一条白。我打开眼睛，踏上车门的缝。那一瞬间，我的脚跟像踩住了一道很薄的边。我对自己说：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