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弘光政权的瓦解2
第七节 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
弘光一行从南京仓皇出逃，在溧水失散之后，大学士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知州赵景和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当时，马士英还希望朱由崧到达太平、芜湖后依靠黄得功等部兵力扭转战局。不久，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等逃来，才知道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马士英没有指望了，就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请潞王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命潞王监国。邹太后随即发布懿旨给朱常淓：“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116]
以太后懿旨名义命潞王监国，是为了给朱常淓即位继统增添合法性。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上年江南立国时大不一样，朱常淓唯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在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117]
六月初八日，朱常淓就任监国。黄道周记：“八日己未，潞藩始监国，诸臣朝见毕，潞藩素服过谢慈禧宫。马士英、阮大铖、朱大典、袁宏勋、张秉贞、何纶十余人各彩服黄盖腰黄白入谢。皇太后服淡黄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受朝御毕，潞藩见余素服角带，与马辅并立，问：‘此为谁？’余出袖中名单付李承奉。殿下欣然，谓：‘先生真一代忠良，今日幸共任大事。’又执马辅袖云：‘先生每事与黄先生商量。’马辅傲然不屑也。而朱大典遽云：‘黄家不知事，吾从行在为圣驾开道来，何不问我，辄问黄家讲话？’余谢云：‘既为圣驾开道，今日圣驾安在？’遂散出。从潞府面朝时，马、阮、朱、袁俱未到，余先至殿中，殿下遽请见，命坐赐茶罢，问：‘今日何以教我者？’余云：‘用贤才，收人心，破故套，行王道，为今日要务。’殿下辄云：‘和气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生与马辅思量。’余云：‘事有思量不得者，如苍素迥不相入。如今日在两浙，要用两浙人望所归。刘宗周是江东老成，如何坚不召用？’殿下云：‘马辅恐刘家来又分别门户。’余云：‘只为门户两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听其邪说？’殿下云：‘马辅今手握重兵，如何不与商量。’余云：‘俱非职意想所及。’谢出，见何侍御，乃知马辅与阮、朱诸人议监国且不即真，以俟北人动定……”[118]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任命浙江巡抚张秉贞为兵部尚书[119]，以嘉湖道吴克孝接任巡抚，以潞府曾长史为监军御史前往方国安营，“令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等处”，翰林简讨屠象美兼兵科监阁部兵往苏州同总兵王之仁堵遏；又令御马监太监李国翰、司礼监太监高起潜扼防平望。[120]但是，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在启本中指出清兵占领南京以后，浙江、江西各地官绅如原任戎政尚书张国维、右庶子杨廷麟、江西巡抚李永茂等人纷纷召募义兵，证明民心可用，“克复之业，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领以待。殿下诚得黄铖一麾，应期毕集，上清钟山之尘，次复燕京之业，以仰附鳞翼，传世无疆”[121]。黄道周只谈了浙、赣两省的义兵情况，实际上当时清军尚未占领的地方还相当大，他的意思仅在于说明浙江未尝不可以守，劝朱常淓不要只看到马士英、阮大铖等掌握的少数兵力。所以，他在朱常淓监国的第二天就建议十天之内即位为帝，“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122]。
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次日（六月初九日）就按照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123]。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124]，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唯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125]。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清豫亲王多铎收取了南直隶十四个府、州后，“随令波罗（即博洛）贝勒、固山额真摆因兔阿山等率领满洲将领摆牙喇兵丁一半、阿里哈兵丁、蒙古固山兵丁各三分之一，乌真超哈兵丁全营向浙江进发，直趋杭州驻马”[126]。六月十一日，清兵进抵塘西，马士英又故技重演，交回内阁印信，私自逃入郑鸿逵的兵船。正碰上方国安部下的士卒前来索饷，把马士英从郑氏兵船上拖走。“马辅踉跄挥涕，坠水中，一足单跣，从方兵入营中”；阮大铖、朱大典则从富阳乘舟遁往婺州[127]。
这时，陈洪范同清军统帅贝勒博洛已经勾结妥当，回到杭州同张秉贞一道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涌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128]。方元科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129]。博洛趁势派出使者招降浙东各府州和避居这一地区的明藩王。“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贽，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130]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严州等府州官也纳土降清。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多铎、博洛班师回朝，弘光帝和潞王、惠王，周、崇等藩以及在南京投降的弘光朝廷高官显爵王铎、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131]等都随军带回北京。南京改为江宁府，任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接替多铎、博洛镇守该地；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会同勒克德浑、叶臣接管江南各地。八月，洪承畴、勒克德浑、叶臣到达南京[132]；办理交接事务后，多铎等人于九月初四日自南京起程返京[133]。对于俘、降明朝诸王，清廷在七月间曾规定明宗室岁给养赡银，亲王五百两、郡王四百两、镇国将军三百两、辅国将军二百两、奉国将军一百两，中尉以下各给地三十亩。[134]在押送北京途中，朱由崧的嫡母邹太后跳入淮河自尽。朱常淓被清军挟至北京后，于顺治二年十一月上疏清廷“恭谢天恩”。疏中自称：“念原藩卫郡（指河南卫辉府，府治汲县）蹇遭逆闯之祸，避难杭城，深虑投庇无所。幸际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远迎入境。”对清廷给以“日费”“房屋”感激不尽，表示要“结草衔环”“举家焚顶”祝颂清朝统治者“圣寿无疆”[135]。即便是这样摇尾乞怜，也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次年（1646）五月，朱由崧、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清廷宣布的罪状是这些明朝藩王“谋为不轨”，企图拥立潞王朱常淓造反。[136]实际上，清廷统治者一方面对朱明王朝有号召力的人物处处提防，力图斩尽杀绝；另一方面又为了减少征服过程中的阻力，把明朝亲、郡王起送北京，所费既不多又便于看管。随着各地抗清斗争的逐渐高涨，清廷才不顾自己许下“给以恩养”的诺言，把他们全部处斩，以消除后患。
潞王朱常淓的监国由于时间极短，又毫无作为，在南明史上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历来的史家因为他的政权从未有效行使过权力，注意甚少[137]。但是，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朱常淓的降清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值得加以分析。
首先，它证明了明朝北京覆亡以后，麇集在南京一带的官绅为解决继统问题而展开的立亲、立贤的争执不过是汉族官绅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立贤”的对象朱常淓在本质上同朱由崧毫无二致。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记载道：“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时张奉常希夏奉敕奖王，语予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又叶主政国华为予言：‘潞王指甲可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又命内官下郡县求古玩。’倪廷尉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138]
[1] 李清《南渡录》卷二。
[2] 同上，卷四。按，永、定二王名字诸书颇有出入。这里是引文，不便更改。
[3] 参见孟森《明烈主殉国后记》，收入商鸿逵先生编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孟氏指出朱慈焕所供六子名为和字辈，末一字均为土字部，完全符合明太祖所定宗室命名原则；但他把朱慈焕自述孙名曾裕误信为“钰宝”，说是“皆童稚随意所称乳名”。我在1984年版《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六八页提出慈焕给孙儿命名为曾裕实隐其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意。
[4] 大悲案据弘光时任工科都给事中的李清所撰《南渡录》卷四，《三垣笔记》卷下，《弘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六《大悲僧假称定王》条说他是齐藩庶宗，冒充定王，受审时口称：“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欲弘光让位。”
[5]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三月初二日奉上谕。”
[6] 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为奸人假冒可恨，大干法纪，恳乞皇上乾断事》。
[7]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又见《南渡录》卷五。
[8] 李清《南渡录》卷五。
[9] 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三十二，杂著《兴元纪略》。
[10] 黄道周在同上书中记：“三月朔日，入汉西门，上惊怪甚。”黄道周在同一天离开南京赴绍兴祭禹陵，日期当可靠。
[11]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12] 李清《南渡录》卷五。
[13]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14] 《三垣笔记》卷下，《弘光》；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南都三疑案》。
[15]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
[16] 《弘光实录钞》卷一。
[17] 转引自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18]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
[19] 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20] 金堡《偏行堂集》卷九《书米忠毅公传后》。
[21]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五五四、五五五、五五八、五七○。谈迁《国榷》卷一○一记：“万历丁未十月癸未生由崧，戊午七月甲辰封德昌王。”朱由崧生于七月，谈迁误为十月；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年月全错。又《国榷》卷九十七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壬寅日“福世子由榘薨”，亦误，李清《南渡录》卷四记弘光元年二月乙亥日“追封皇弟由榘颍王，谥冲”。
[22] 参见《国榷》卷九十八。
[23] 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见《明清史料》壬编，第五本，第四一三至四一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