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乔芳阴行解散的方针引起了贺珍等人的警惕。当时多铎、阿济格统领的清军主力都已远离陕西，孟乔芳节制的官兵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除四千五百名是他的标兵外，其他如凤翔总兵董学礼部六千名、宝鸡总兵高汝砺部五百名等都是刚刚投降过来的。[38]孟乔芳兵力既不足，妄想以一纸文书解除贺珍等人的兵权，结果适得其反。正如他在闰六月初十日题本中所说：“汉中新招总兵贺珍、罗岱、郭登先、党孟安，臣见蚁聚汉城，行牌调出栈道，欲以弭其逆萌、消其凶势也。其中罗岱乃曹操（罗汝才）亲信之人，非贺珍族类，臣已调赴延安讫。贺珍等仍驻汉中，肆行屠掠，屡行檄调，借口汉民保留支吾不前。且四川州县既降，残黎皆我赤子，张逆愤恨吴宇英投顺我朝，围攻月余，珍等坐视不救，以致陷毙，大拂来归之望。”接着，他又建议派明朝旧将康镇邦、董学礼领兵前赴汉中，以同镇汉中及入川为名伺机改编贺珍部，接管地方。[39]七月初二日，清兵部侍郎朱马喇题本内引用了孟乔芳所说贺珍等原是“狼子野心，阳顺阴逆”的话，而新委汉中总兵尤可望手中无兵，建议暂驻西安，等待固山额真和罗会（何洛会）所统清军到达后再“相机进取，以图万全”[40]。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孟乔芳的上述分拨计划进行，长期镇守汉中的贺珍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块地盘，顺治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揭帖表明他已识破孟乔芳的意图，擒杀党孟安、郭登先，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在揭帖中他自我表功说，清军入陕后“即称顺治年号，具文投诚，蒙英王并督臣孟乔芳嘉与维新，札授汉中总兵。继□李逆余孽伪侯伯李锦、高一功、李友、田虎等数营之众，**地方，职复驱剿逃溃。并殄阳顺阴逆、播害地方之党孟安、郭登先，是以汉属地方安堵，民获衽席”[41]。孟乔芳的如意算盘落空，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半月后，贺珍就举兵反清。
1645年十二月中旬，贺珍领兵进攻凤翔县城。十七日晚上，该城驻防副将武大定、石国玺率部响应，贺珍一度占领该县。十二月二十二日，武大定杀“本镇总兵何世元、固原兵备道吕鸣夏等”[42]。不久，因清朝援兵赶到，贺珍部才撤离凤翔[43]。贺珍反清后，原地方武装孙守法、胡向宸等主动领兵前来联络，共同抗击清军。孙守法原来是明朝陕西副总兵，1643年（崇祯十六年）冬，大顺军占领陕西后，他逃入终南山中，与大顺军为敌。[44]1645年（顺治二年）清军入陕，他又拥戴明朝秦王的儿子为号召，在五郎山进行抗清。[45]贺珍、孙守法、胡向宸等探听得知陕西清军不多，合议一举夺取省会西安。从十二月下旬起，贺珍等部马、步兵七万进攻西安，一时声势颇盛，清廷委派的陕西巡按黄昌胤以及泾阳知县张锡蕃也向义军投降（后来两人都被清政府捕杀）[46]。清朝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据城扼守，急请固山额真李国翰领兵来援。1646年（顺治三年）正月初五日，清军在西安西郊击败义军[47]，同月二十五日又“歼贼连营于乾州”[48]，稳定了西安地区的局势。随着清廷派遣的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带领的满、汉兵的到来，陕西清军不断增强，贺珍、武大定、孙守法等部转移到兴安一带。
贺珍、孙守法、武大定的反清是以复明为号召的。如孙守法以秦王的儿子为“秦王”，在顺治三年“正月内印刷伪示，妄称弘光年号”；这年三月间原大顺军光山伯刘体纯率部由河南进入汉中，同贺、孙等部会合，“四月内抄传伪票，又改隆武年号”，“孙守法自称总督五省总督”[49]。五月三十日，刘体纯、贺珍、孙守法等部攻克兴安州，清守道、参将等官被俘。[50]
正当陕西各地抗清运动高涨的时候，清廷先后派何洛会、肃亲王豪格统领大军入陕。1646年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败于兴安境内；九月，王光泰败归郧城，又败走房、竹。丁亥年（1647）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长安石鳌谷。三月朔，守法破宁州，与高勋等据兴安州之乔麦山。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轻骑诱守法出，擒之。守法犹执铁鞭格杀数十人乃死，传首西安。大定入蜀。[51]
[1]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弘光》。
[2] 陈子龙自撰年谱，见《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二页。
[3] 刘汋《刘子年谱》录遗，见《刘子全书》卷四十。
[4] 夏完淳《续幸存录》，见《中国内忧外患丛书》版，第六十至六十一页。
[5] 归庄《左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路文贞公行状》，见《归庄集》卷八。
[6] 刘汋《刘子年谱》录遗，见《刘子全书》卷四十。
[7]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二四八页。
[8] 本节材料多参考《江阴城守纪》、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沈涛《江上遗闻》。《江阴城守纪》叙述最详细，署名为长洲韩菼作，前有“康熙乙未孟冬月长洲慕庐氏韩菼谨识”的序文。谢国桢氏《晚明史籍考》轻信了这一说法。其实，这篇“韩序”一开头就说：“江头片壤，沾国家深仁厚泽，百有余年矣。”中间又说：“圣朝宽大，锡以通谥。”给明末尽节诸公赐以通谥是清高宗在位时的事，显然是乾隆年间一位有心者整理旧文，托名于韩菼。韩菼曾任清朝礼部尚书，死于康熙四十三年，序尾康熙乙未为五十四年，韩氏已殁十一年。何况，《江阴城守纪》中记载攻守双方战斗伤亡事多不实，如说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在江阴城下阵亡，纯属讹传。韩菼在康熙时颇受宠信，参与朝廷撰述，以他的地位不可能不知道清初并无亲王、郡王或其他高级将领在江阴阵亡之事。史学界一些人疏于查考，既误信此文为韩菼所作，又据此推断韩菼地位甚高，所记必不误。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分析，作者大概是熟悉江阴城内抗清活动的一个文人，对城外的清军则不甚了解。
[9]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顺治六年五月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授金册文。
[10] 博洛参与江阴战役除见《江阴城守纪》外，亦见《清史稿》卷二一七《博洛传》。尼堪参与此役除见《清史稿》卷二一六《尼堪传》外，《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七记，顺治八年五月复封尼堪为敬谨亲王军功册上云：“用红衣炮攻克江阴。”
[11] 《江阴城守纪》卷下。
[12] 《江阴城守后纪》说：“时为之语曰：……”按，托名韩菼撰《江阴城守纪》则说这是阎应元在城破后亲笔所题，后一联云：“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13]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
[14] 谢国桢撰《南明史略》第八十五页也说，江阴之战清军“丧亡了‘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可见这种说法深入人心，但毫不足信。清初有多少位亲王、郡王，死在何时，斑斑可考，研究清史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位“王爷”在江阴阵亡；“十八员大将”也是一种讹传。
[15]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四《江南死义列传·侯峒曾传》。按，徐汧六月十一日投水自尽。
[16] 《嘉定屠城纪略》。
[17] 《嘉定屠城纪略》。
[18] 《嘉定屠城纪略》。
[19] 《嘉定屠城纪略》。
[20] 据顾炎武、归庄年谱云昆山城破，“死者四万人”。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三十六《王佐才等传》作“士民男女死者数十万”，当为夸大之词。
[21] 侯玄涵作《吏部夏瑗公传》记，吴志葵与陈子龙、徐孚远等与陈湖义兵阴相勾结，“志葵与参将鲁之玙率舟师三千，自吴淞江入淀、泖，窥苏州”。见《夏完淳集笺校》第五一九页，陈湖当即澄湖，淀、泖当即淀山湖、泖湖。
[22] 顾炎武《都督吴公死事略》，引自《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第二二二页。按，顾炎武记黄蜚、吴志葵战败于黄浦。他书有记黄蜚为总兵、吴志葵为副总兵、鲁之玙为参将者，南明官制紊乱，炎武撰文乃据吴志葵从弟所作行状，文尾又说他自己“有再从兄子清晏以武进士为宝山守备，亦从公死于黄浦”。当较为可信。
[23] 夏允彝自尽时间有记于八月者，王弘撰作《夏孝子传》定为九月十七日，见《夏完淳集笺校》第五四五至五四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