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一节 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既已决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岭的军队，使清军得以顺利进入福建；接着又谎称“海寇”侵扰他的故乡安平，在八月间率部返回泉州[1]。九月十九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福州[2]。郑芝龙的引狼入室是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即如他在给清廷的题本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3]但他还摸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清军统帅博洛将计就计，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逼南安，显耀清朝兵威；一面让泉州乡绅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福建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写信招降。郑芝龙很不高兴地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4]博洛装模作样地“切责”了富拉克塔，下令把军队后撤三十里，另外派遣内院学士额色黑等二人持书信到安平面见芝龙，信中说：“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5]郑芝龙阅信后决定前往福州，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战略眼光。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事。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6]。见面之后，博洛伪装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样子，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欢饮三天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芝龙心知中计，但已经轻入虎穴，随身所带士卒被安置于别营，自己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记载道，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俊字），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7]。“神龙失埶，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唯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8]这样，郑芝龙在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9]。这段情节后来在郑成功致父书中有一段描写：“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10]
博洛回京之前，确实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11]。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札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2]。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三月“□（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13]，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14]，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郎、黄廷、洪习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15]。顺治五年李成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浪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第二节 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16]。1624年（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郑成功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17]，七岁以前随母居住日本。1630年（崇祯三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给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一些史籍记载1644年郑成功曾经入南京国子监，拜读于钱谦益门下，大木即为钱氏所赐字，如黄宗羲《赐姓始末》记：“朱成功者，郑芝龙之子也，母为夷女，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18]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就读以及同钱谦益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19]。明朝末年武将跋扈的情况虽然已经司空见惯，但武官重视子嗣文化教育的风气并没有改变。因此，郑芝龙延请了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异国归来的儿子在崇祯十一年五月通过了考试，成为泉州府南安县学的一名生员。他少年时读书的朋友有惠安县生员张若、晋江县人杨于两。“郑成功为诸生时，每自南安来惠（安），主若濠濮斋，论文赋诗，风雨联床，不稍间也。”[20]杨于两是成功妻家董飏先的表侄，刘献廷曾听杨于两亲口说过“于两与赐姓（成功）幼同笔研”[21]。1642年（崇祯十五年）郑森十八周岁，曾往省会福州参加乡试[22]。当时他父亲郑芝龙已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完全是一副贵公子的派头，“自泉入福，邮传馆舍皆有司备设。及入棘闱（即考场），监临交遣小吏诣号舍致寒温，预选同舍生代为起草。珍果佳肴，络绎传送。森竟日饮啖而已。漏下便已出闱，传呼归馆舍，共赫奕如此”。福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得不顺眼，不让他中举。次年（1643）二月岁考，尽管文章写得颇通畅，仍被郭之奇评定为二等，不得食饩为廪生[23]。
隆武帝即位之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24]。这一殊荣自然也具有笼络郑芝龙的意图。郑森自称和被称为朱成功、赐姓、赐姓成功、国姓成功、国姓爷、郑成功都是由此而来。
这里，有必要谈谈郑成功在隆武年间的军事活动。托名黄宗羲撰《郑成功传》里不仅说他“意气状貌，犹书生也”，而且说郑成功在整个隆武时期“虽遇主列爵，实未尝一日典兵柄”[25]，并不正确。郑成功在1644年以前只是一介书生，如果没有在隆武年间（1645—1646）的亲身军事经历，到朱聿键被俘、郑芝龙降清后他即便有志恢复，也很难仅凭世家子弟的身份在短期内组织起一支有效的抗清武装。据《思文大纪》的记载，郑成功至迟在隆武二年初春就已弃文就武，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隆武二年（1646）正月，奉命“领兵出大定关”。（卷四）
三月，郑彩因逗留不进，被革去永胜伯、征虏大将军职务，“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同月，“催国姓成功、辅臣傅冠速出分水关，以复江省”。（卷五）
四月，在给军师蔡鼎的敕谕中说：“朕原速期幸虔（江西赣州府），以迎兵未至，故调国姓成功、辅臣冠，护驾前往。今于华玉兵已至；又虔中迎疏叠来，则国姓、辅臣正可用力湖东，不必调到湖西。东西并举，朕亲节制于虔，江省之复可必。著国姓、辅臣速约各镇鼓锐前进，铅山告警，必行兼顾，以巩崇关。”同月，敕谕御营内阁：“国姓成功巡关回来，迎驾暂至邵武，相机出关。”“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一十三名隶陈国祚标下，听国姓成功节制。”“国姓成功请给新到官兵月饷。上令于邵武近处另给，该部行文去。”“谕国姓成功曰：兵、饷、器三事，今日又有手敕，确托卿父子。兹览卿奏，言言硕画，朕读之感动，其总理中兴恢御兵、饷、器甲，统惟卿父子是赖。银关防准造，即以此为文，造完颁赐，以便行事。”“敕行在兵部：‘国姓速令郭焘守住永定，调陈秀、周麟、洪正、黄山速速往救赣州，杀退清兵，保安赣州。有功重叙，有失重罚。’”（卷六）
五月，“敕国姓成功兼顾大安关，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骑突入。铣器火药，即令二部给发”。（卷七）
六月，“命国姓成功亲到漳、泉，精募兵将，立助恢复，期限二十日即来复命”。同月，“给国姓成功五月兵饷”。（卷八）江日升《台湾外纪》卷二记载，郑成功在1646年三月要求回安平看望久别的母亲，隆武帝准假一月，从三月起到郑芝龙决意降清都未述及郑成功在军中的活动，似乎他这段时间都留在家乡。实际上，江日升的记载可能有不少遗漏。郑成功因母亲翁氏于上年秋天从日本接回福建南安[26]，他思母心切，又听说翁氏患病，请求给假一个月回安平镇探亲。隆武帝为照顾其母子团聚，在六月间同意了他的请求，但这个月初清军已经大举攻入浙东，形势骤然紧张，因此限以时日，并且让他顺便在漳州、泉州二府招募兵将，赶回行在延平。郑成功探望母亲以后，虽然未必招募了多少兵将，但他本人确实返回了抗清前线。据王忠孝的记载：他应隆武之命，“八月抵福京，晤诸公，商榷时艰。望后（十五日以后）登舟溯流而上。距行在（指延平）仅二程，清骑已乘虚而入。赐姓公（郑成功）交锋不利，率师南下，遇余于舟次，语余曰：‘上已先四日行，剑南皆北骑，公将安之？’因拉余旋福京，订举事”[27]。
可见，至少从隆武二年正月起，郑成功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这为他后来独树一帜，领导东南沿海声势浩大的抗清活动奠定了基础。
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28]他在叔父郑鸿逵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掠，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其时为十一月三十日[29]。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清兵饱掠而归后，他回到安平，料理了母亲的丧事，用黄金铸造了一尊翁氏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从此开始了他独当一面的长期抗清斗争。有的文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成功“携所着衣巾，焚于南安文庙，仰天唏嘘，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谨谢儒服，惟先师昭鉴！’再拜而去。与所善陈辉、洪旭等九十余人，收兵南澳，得数千人”。[30]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1647年“时赐姓谋举义，而兵将战舰百无一备，往南澳招募。闻永历即位粤西，遥奉年号，称‘招封大将军罪臣’，有众三百人，于厦门之鼓浪屿训练，委黄恺于安平镇措饷。识者知大可与有为，平国旧将咸归心焉”。“八月，以洪政、陈辉为左右先锋，杨才、张进为亲丁镇，郭泰、余宽为左右镇，林习山为楼船镇。进兵攻海澄，扎祖山头。数日，援兵至，洪政中流矢，与监军杨期潢俱死之，遂退兵。会定国公进攻泉州，列营桃花山。清提督赵国祚率数百骑冲营，张进、杨才迎战；定国遣林顺等夹攻，大破之。另遣水兵破溜石炮城，斩参将解应龙，军声大振。泉绅郭必昌之子显欲内应，国祚杀之，灭其家；并系故相黄景昉等。国祚酷虐，泉民不敢喘息。九月，漳州副将王进率兵来援，围解。”[31]这一战役在清福建提督赵国祚（时驻于泉州）顺治五年八月初六日揭帖中也说道：“至六月间，建宁失守，汀、漳梗阻，延、邵悬绝，福、兴警报鲜闻。而泉州又有投诚郑芝龙胞弟郑鸿逵伪称定国公、郑芝豹伪称澄济伯，其子郑成功伪称朱姓，兼郑氏亲戚各称贼首文武等衔，俱不思天命久归真主，妄冀恢复。……”八月，郑鸿逵等乘船而至，“联络山寇”进攻泉州。九月初三日攻克溜石，防守参将解应龙等官兵溃亡。二十一日，赵国祚密调漳州副将王进抵泉州，内外夹击，郑军失利，二十八日收兵乘船入海。[32]
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同郑芝龙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郑成功也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第三节 鲁监国在浙闽的抗清活动
1646年（顺治三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监国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朱以海进城。鲁监国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大学士孙嘉绩就病死在这里[33]。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朱以海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厦门。[34]这时，郑芝龙已经由安海赴福州博洛军前投降，派人通知郑彩献出鲁监国向清廷请赏。郑彩不愿降清，他担心鲁监国的安全，就把朱以海藏起来，另找一个相貌类似的人充当替身，叮嘱部将如果郑芝龙命人来抓鲁监国，就把这冒充的人缢死，蒙混过去。幸好，郑芝龙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清军胁迫北上，顾不上捉拿鲁监国，朱以海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从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开始，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斌卿等人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鲁监国的领导，但大多数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鲁监国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清军满洲主力博洛已率部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鲁监国领导下风起云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年正月，鲁监国在长垣誓师，“提督杨耿、总兵郑联皆以兵来会。进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封杨耿为同安伯、郑联为定远伯、周瑞为闽安伯、周鹤芝为平夷伯、阮进为**胡伯”[35]；“加东阁大学士熊汝霖太子太傅，司票拟”[36]。朝政军伍初步就绪后，即着手收复失地。正月内，周鹤芝部收复海口，派参谋林龠舞、总兵赵牧防守。二月初一日攻克海澄，次日攻漳平，失利；初三日清方援兵来到海澄，明军退至海上。初五日，攻克漳浦县，任命洪有文为知县；五天后，清兵来攻，漳浦失守，洪有文死难。四月，清兵攻陷海口，林龠舞、赵牧战死，周鹤芝引兵退保火烧岙。六月，明军攻漳州，再度失利。
七月，鲁监国亲征，号召各地绅民起义，一时远近响应，义军飙发。七月初四日郧西王朱常湖、王祁、李长蛟等人带领义军攻克建宁府，击毙清朝总兵李应宗、副将曹胤吉，擒杀清知府高简等人。[37]这支义军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清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接到建宁失守的消息，向朝廷报告福建“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他唯恐闽浙路断，于七月下旬带领马步官兵一千名星夜兼程赶赴扼据浙闽咽喉的浦城。八月初九日明军进攻浦城，被张存仁部击败，义军首领李长蛟和兵部右侍郎杨东晟，总兵谢君聘、王印海、张明等阵亡。[38]
但是，福建各地反清复明的烈火仍在不断蔓延。八月，明军攻克连江；十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等县。[39]隆武朝大学士刘中藻也在原籍福安县起兵，攻克县城[40]。十月十三日，另一支义军首领王祁“受伪鲁王伪职，称监国鲁三年号，纠集乡兵”与“伪太师冯生舜”以及陈文达、朱锋等部围攻福宁州，“四面环绕，阅九个月米盐不通”[41]。清分巡福宁道潘映娄见城中粮尽，“士民饿殍过半”，被迫在1648年（顺治五年、鲁监国三年、永历二年）二月初五日出城“讲和”。“有伪巡按吴明中资鲁王敕印入城，升涂登华为振威伯，潘映娄为太仆寺少卿，章云飞为桓武军门，宋若苏为兵部员外，在各官衙门开读。王公哲疑各官受职，随遣伪标官陈功、赖天成带贼三百余人进城探听，本夜被涂登华、章云飞召至察院前假言犒赏，一时尽杀。西路贼首陈文达等见王公哲贼众被杀，遂往福安请刘中藻主盟。中藻与生舜俱至江边地方扎营，称隆武四年号。城内各官分守四门。章云飞出城打仗，云飞兵败，在松山地方下船，张时任被刘中藻获剐，方国庆被杀。四月初五日，涂登华兵寡粮尽，开南门走至南屏地方为中藻追获，收在衙门内；潘映娄亦从南门出城，兵阻复回，至太平台被西路贼首卢守谱兵捆获，解到冯生舜营，亦收入衙内。……”[42]明军遂占领福宁州。
到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46]，省会福州几乎成了孤注。监国朱以海亲临福州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南明君主之中，朱以海是比较勇敢的，监国绍兴时敢于到钱塘江前线犒劳军队；这次在福州未克的情况下能够驻跸于闽安镇；后来在清军三路进攻舟山时又能亲领舰队出海迎战，比起隆武帝朱聿键“亲征”而踌躇不前，永历帝的望风逃窜，确实值得称赞。史载在鲁监国亲征的鼓舞下，福建“义师起，八郡同日发”；福州城里的清朝官员由于“四方俱起，城中坐困。兵马日出于掠，家甲戒严，不时查点。不在者便为通贼，多一人即为奸细。其令十家连坐，人人重足”；城内饿死“十之八九”，“城外皆义师营头千种，皆禀监国鲁王令。农夫渔翁俱任都督，衣穿袄袯，腰系印绶。至村妇、化僧亦受职衔掌兵。城中饿夫逃出者，悉隶其籍。若无引证，即以为奸细，杀之。或带有防身余物，即时掠尽”[47]。清朝浙江福建总督陈锦在一份奏疏中诉苦道：“我国家定鼎以来，干旄所指，无不披靡，未有如建宁之贼死守难攻者。类而推之，可知闽省之贼非懦弱而易剿者。今建府一城之贼虽除，其余属县以及延平府属漫山遍野，无处非贼。若福州以上各府尚梗阻无耗，见在侦剿，大约处处皆然也。……况漳、泉逼临大海，犹贼类出没之乡；江西见在叛逆，更贼党通联之处。……故闽省虽云已入版图，较之未入版图之地，尤难料理。”[48]
由于各地义师自行署衔，造成官职紊乱，礼部尚书兼通政司吴钟峦不得不上疏给鲁监国要求申明职掌，加以整顿。疏中说：“远近章奏，武臣则自称将军、都督，文臣则称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计。江湖游手之徒，则又假造符玺，贩鬻官爵。偃卧邱园，而云‘联师齐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数万’。请加严核，募兵起义者，则当问其册籍花名；原任职官者，则当辨其敕书札付。”[49]这固然反映了当时龙蛇混杂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说明了福建各地抗清运动的汹涌澎湃。
浙江的情况也很类似。查继佐记载：鲁监国“建旄海表，戊己（1648—1649）之间，内地持仗倡山谷者，咸使人间道浮海报职事。王又时时驰敕书潜通山谷诸部，而宁（波）、绍（兴）一带义奋尤烈。凡城以内皆清兵也，负郭二三里外无不奉鲁朔者，旌旗相望，舳舻袤接，富者贡粻粮，贫者效筋力，城中不敢问。乡之人有以其实微告清，则立碎之。间敦请素行廉干者使佐事，虽谨畏不敢不听。远近数百里顶帻缝掖如故，清但固扃关门静而待之。而浙以西则自天目诸山无下数千部”。[50]
福建、浙江各地百姓的纷纷起来抗清，主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推行一系列暴政。顺治五年四月浙闽总督陈锦在一份奏疏中说：“切闽浙士民质本脆弱，亦易治而易安者。故王师所到，率土皆宾，兵不血刃，而地方大定。今反侧时见，处处弄戈，其乱萌不过各地方一二戎首纠集亡命，威逼愚民，顺之则亲如手足，逆之则焚其庐舍，毁其室家，使民无所归，此戎首逼民为贼也。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朘削横加，差徭繁重，而敲朴不已，民不安生，遂铤而走险，此官吏逼民为贼也。又防剿官兵以守土为名，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欲，鞭挞滥施，至经过之处，任意摧残，民若畏避，即拆屋舍，毁器具，靡所不至，斯民无地可安，不得不行从贼，此官兵逼民为贼也。害民之事有三，而利民之事全无，贼用是滋蔓矣。”[51]陈锦身为清朝总督，自然把地方不靖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明方，但他不能不承认清方接管浙江、福建以后“利民之事全无”，文官武将巧取豪夺，无恶不作，以致官逼民反，兵逼民反。这以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情况才有所好转，即所谓“是后，清招抚之令下，解散十六七矣”[52]。
事实表明，闽浙各地百姓迫于清朝暴虐统治，如火如荼地掀起反抗斗争，鲁监国朱以海不失时宜地组织抗清，颇有一番作为。特别是1648年江西、广东相继反正，整个南方的抗清运动一度进入**，南明复兴的形势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