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清怀顺王耿仲明等大举进攻广西全州。明督师何腾蛟驻兴安指挥，南安侯郝永忠“亲统大兵出灌恢道，于兴安闻警，一面发兵扼守灌阳，一面统兵星驰援全。本月十三日辰时，同卢（鼎）、焦（琏）、滇（赵印选、胡一青）三营至脚山，离全二十里。三营由大路往全，本爵（郝永忠自称）由小路午时抵全，至北关。虏于北门扎营，势甚猖獗。本爵身先士卒，率标镇马骑直冲虏营。虏交锋大败，奔溃北走。我兵直赶三十里，杀虏千余级，生擒二名，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87]。全州之战，各“勋镇共以首功归永忠”[88]，连瞿式耜在同月十六日奏捷疏中也不能不说：“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卢鼎、新兴伯焦琏与滇镇赵印选、胡一青，诚不愧标名麟阁。”永历帝则称赞“全阳奇捷，真中兴战功第一”[89]。正是由于郝永忠等在全州狠狠打击了入犯广西的清军，永历帝才在这年（1647）十二月初五日应瞿式耜等人之请移跸桂林[90]。
第六节 永历帝逃离桂林
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九月，朱由榔到达柳州以后，瞿式耜坚持请他移跸省会桂林。他指出“桂林为西省上游，形胜嵯峨，城郭坚固，确然兴王根本之地。北规楚，东恢粤，惟此地为适中”。南面有思恩侯陈邦傅扼险于梧州，新兴伯焦琏镇守阳朔、平乐；北面有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南安侯郝永忠堵敌于全州、兴安一带，万无一失[91]。朱由榔认为驻于广西内地比较安全，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何腾蛟节制的郝永忠、赵印选、胡一青、焦琏、卢鼎四营（按，赵、胡所领兵马合称滇营）在全州击败来犯的耿仲明部清军后，朱由榔才在十二月初五日再次来到桂林。
然而，事有意外。广东清军提督李成栋在镇压了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等人组织的抗清活动之后，稳定了广东局势，又出兵西上，思恩侯陈邦傅不战而遁，十一月间清军重新占领梧州[92]。陈邦傅军撤退的消息传到全州，郝永忠唯恐己部留在桂林的老营（家眷和辎重等）将被陈军抢掠，急忙率兵从全州驰还桂林；督师何腾蛟带着卢鼎部也跟着南撤。全州本是焦琏的汛地，他听说郝、何率部回桂林，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留下部将唐文曜同全永总兵王有臣守全州，自己也带领主力奔往大墟（今桂林东南大圩）。唐文曜、王有臣眼看各营主力纷纷撤回桂林，又得到梧州失守的消息，判断在清军东、北二路夹击下广西难保，就同全永道马鸣銮合谋于十二月十二日派使者往湖南永州（零陵）向清方接洽投降。清怀顺王耿仲明不久前进军受挫，对他们的主动请降心怀疑虑，拒绝接受。明全州监军周震坚决反对降清，对唐、王、马的变节行径痛加斥责。三人恼羞成怒，当即把周震拖出衙门杀害，然后派人带着周震的头和敕印往永州纳降。耿仲明大喜，派两千骑于十七日到达全州接管该地，“全州遂拱手送人矣”[93]。
全州降清以后，广西门户洞开。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正月，督师何腾蛟驻守兴安，发出檄文命令各将领抽调兵马赴该地堵截清军由全州南下。郝永忠派部下罗中军带领一千名骑兵前往兴安。二月初一日，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兵由湖南经广西全州向桂林推进。明督师何腾蛟惊慌失措，竟然在滇将胡一青等保护下临阵脱逃，郝永忠派出的骑兵在兴安陷入重围，城破后全部战死[94]。郝永忠接到报告后大为愤慨，坚决拒绝同守辅瞿式耜一道保卫桂林，主张奉永历帝向后方转移。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得报清军已经进入严关，瞿式耜赶往行在（原靖江王府），见郝永忠、卢鼎、马吉翔、兵部尚书萧琦都聚集在司礼太监处商议，他叙述所见情况道：“臣聆永忠议论，则以人马挫折，意懒心灰，竟欲即刻整旅西行，绝无意于省城者。臣既以好语慰之，复以正言规之，而内凿不入。”接着，瞿式耜面见永历帝，“则暂避永福之圣意已定，臣竟无从插齿，只争起驾之时刻耳”。式耜力主镇定，指出即使清军已经到达兴安，督师何腾蛟应该有告急塘报，在没有接到准确消息以前不宜轻易移跸。“若以走为上策，桂愈危，柳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桂，明日独不可到南、太乎？”朱由榔回答道：“卿不过欲朕死社稷耳。”[95]后来瞿式耜在奏疏中也追叙了当时的情景：“皇上声色俱厉，谓今日事势，远过武、攸。尔等必欲留朕，两宫太后即烦尔等照管。”式耜不敢再说，随众退出。次日五鼓他又面见永历帝，奏言“圣驾即欲行，宜少从容，盖乱兵乘驾发之后，必有一番抢攘。圣驾稍停，一可以救满城百姓，二可以救满朝百官”，朱由榔置之不理。瞿式耜出朝途中接到赵印选的奏疏和何腾蛟的书信，知道进入广西的清方兵力并不多，又再次入朝，以何腾蛟的书信为证，劝永历帝暂缓移跸。可是，朱由榔已如惊弓之鸟，吩咐左右立即准备撤离桂林。“随驾诸臣车马匆匆，有行色矣。”式耜的意见遭到永历帝的断然拒绝，“时天颜愈厉，天语愈严”，式耜只有叩头请死，含泪而出。二十二日上午，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离开桂林。郝永忠等部明军士卒立即乘势抢夺官私财物，瞿式耜由于主张坚守桂林，拒不随驾，在一片混乱当中，他的家产也未能幸免。从他的奏疏看，郝永忠曾经派了两名官头到瞿家禁止抢劫，但是主力既已转移，禁令也难以贯彻，乱兵以索取犒赏为名，连瞿式耜本人也受了一番折磨[96]。撤离桂林时出现的混乱和抢劫，无疑是事实；不过瞿式耜和南明其他一些官僚的记载颇多夸大其词。有的南明史籍更是添油加醋，穷极形象，如说郝永忠于二月二十三日“抢入大内，劫帝于寝被中，舁出城外”[97]；“留守（即瞿式耜）**坐署中”[98]。这类谣言显然不可信。
[1] 《明季南略》卷二记：弘光元年五月初二日“移惠王于嘉兴”。
[2] 林时对《荷牐丛谈》卷四《蠡城监国》记，潞王朱常淓降清后，“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贽，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寻送南京，同弘光帝、潞王俱北去”。朱常润到北京后曾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向清廷上“明惠亲藩朱常润揭为恭谢圣恩事”奏疏，其中说：“本年五月二十日大兵至江南，润即于六月内差赍表文章玺赴江西豫王殿下投诚。……昨进朝主上，更荷恩隆。”影印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三册，A3—144号。
[3] 常瀛是神宗第几个儿子，诸书记载不同。乾隆二十八年《清泉县志》卷三十六《杂志》说是“神宗第五子”。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四，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册立皇太子和四王诏，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三子常洵为福王，五子常浩为瑞王，六子常润为惠王，七子常瀛为桂王。神宗第二、第四子早夭，所以有的书把常瀛记为第五子。
[5] 李清《南渡录》卷四。同书又记，弘光元年（1645）二月初三日“谥桂王曰端”。
[6]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丙戌（1646）九月二十日书寄》。
[8] 朱由榔就任监国日期据《岭表纪年》卷一为“十月十日壬辰”；《明季南略》卷九《粤中立永历》条记“以十月初十日监国，十四日丙戌即皇帝位”；道光十三年《肇庆府志》卷二十二《事纪》云：“十月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十一月十八日遂称尊号，改元永历，以肇庆府署为行宫。”
[9]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10] 王坤在崇祯朝即已用事，见之不少记载，如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崇祯六年二月初八日“召对王副宪纪”即为王坤上疏纠廷臣所引起。
[11] 上引《瞿式耜集》；参见钱秉镫《所知录》卷二。
[12] 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一云：“内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会止四百里，拥立时嫉凌烟列名多人，无一函商及三司各属，既立后不复颁新天子诏，惟鬻是谋。时羊城左藩顾元镜耻不与策戴勋，适隆武阁臣何吾驺、苏观生从闽逃归，亦遂立隆武弟为皇帝。”瞿式耜在十月十六日反对移跸梧州时也申说：“且东人未附，东饷未来，骤焉一行，后必滋悔。”见《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13] 屈大钧《翁山佚文辑》卷上《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
[15] 钱秉镫《所知录》卷二记：“于十月二十九日拥唐王入广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监国；初五日即位，改元绍武。”瞿式耜在《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信中说：“竟以十月廿九日拥之入广城，初二日且登大位，改元绍武矣。”见《瞿式耜集》卷三，以监国日作即位日，时间稍有差误。钱秉镫所记得自后来随李成栋反正诸官之口，较为准确。黄宗羲《行朝录》卷二《绍武之立》云唐王于十一月朔（初一日）监国，初五日即位；监国日误。
[17] 屈大均《翁山佚文辑》卷上《顺德给事岩野陈公传》。
[18] 连城璧《蹇愚录》。
[19] 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卷下记载，定永历为年号是“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孙取历字”，即永明王与万历各取一字。又见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20] 文安之《黔记》说朱由榔十一月十四日舟至德庆，“十七日幸端州，还行宫”。见《长恩阁丛书》收《滇缅录》附。永历帝的生母另一种说法是“苑贵人”，见前引《清泉县志》。
[21] 沈佳《存信编》卷一。
[22] 许多南明史籍都说何吾驺参加了绍武政权，并任大学士，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绍武朝廷曾请他入阁，他未应聘。陈子壮“致书式耜，力请馘观生，而趋兵东下”，见钱秉镫《所知录》卷中。
[23] 沈佳《存信编》卷一。
[24] 诸书记载“石、马、徐、郑四姓海盗”均不详其名。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中说：“广府十六州县连遭四姓剧贼马玄生、石壁、徐贵相等，白旗黄信、林芳等环海攘害。……”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八九页。石壁时为绍武政权总兵，见《瞿式耜集》卷一《特举谠直疏》。郑姓，在钱秉镫《所知录》卷二中说是郑昌，上引佟养甲揭帖中提到“郑昌、杨光林皆聚党数千，山海纵横，已经曲谕招徕矣”，下文又提及“海贼徐贵相”等，似乎郑昌不属四姓海盗。沈佳《存信编》卷一记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军占领广州后，“遣副将狥东莞、新会诸县，四姓盗郑廷球降清，成栋因之以攻其党，斩石、马二姓，徐独身走，尽得其水士、精舟、利器”。
[25] 《瞿式耜集》卷三，书牍，《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
[26] 瞿共美《粤游见闻》。
[27] 上引瞿式耜信中说：“时三水有陈际泰贼兵一股方至……”何是非《风倒梧桐记》卷一误将永历政权之林佳鼎记为绍武政权的“总宪行大司马事提兵西上三水，意侵端溪”，署名为方以智的《两粤新书》错误相同。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亦将《两粤新书》作者归之方以智，其实，方以智参与永历政权的建立，身经其事，绝不致颠倒错乱至此。
[28] 沈佳《存信编》卷一。
[29] 沈佳《存信编》卷一。
[30] 《瞿式耜集》第二五八，二六一至二六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