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发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37]
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蠲减凤阳的赋税不过是太仓一粟。可是，朱由检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因此他不做正面答复，只批上一句“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用空话搪塞了过去。
朝廷既然不肯开恩，贫苦人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起义军身上。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38]。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雾弥漫，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突然进抵凤阳。[39]由于明统治者迷信风水，凤阳没有建造城郭。义军战士到了鼓楼，明官僚还蒙在鼓里，把报信的人重加责治。直到义军出现在面前，才吓得鸡飞狗跳。凤阳留守朱国相仓皇领兵迎战，被义军击杀，官军被歼四千多名[40]，剩下一千五百名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势头不好，换上囚服躲进监狱，义军释放犯人时被查出。义军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41]。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起义农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大书“古元真龙皇帝”[42]，欢庆胜利。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连皇帝的祖坟也敢于动手挖掘。[43]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罪宗”（宗室囚犯）也被释放。三天以后，听说南京等方面的官军快要到了，起义军才从容离去。
起义军攻克凤**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朱明王朝来说，中都告陷，祖坟被挖，在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一个地方官僚就哀叹道：“万世根本之地，一旦竟为骷髅之场，良可痛也，良可恨也。”[44]消息传到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惊怖欲仆”[45]，崇祯皇帝更是垂头丧气，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足见震动之大。除此之外，它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焚毁皇陵，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意味着公开宣布同朱明王朝彻底决裂，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第五节 崇祯八年起义军在陕西的胜利
凤阳被起义军攻克之后，朱由检气急败坏，严令追查责任。结果凤阳巡抚杨一鹏被处死刑，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遣戍，守陵太监杨泽畏罪自杀。对起义农民，朱由检更以百倍的疯狂加紧镇压。他一面“谕中外刷国耻，尽心杀贼”[46]；一面调洪承畴所统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夹剿。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明政府终于拼凑了边、腹官兵七万有奇，发京、省、帑金一百多万两充作军饷，并且立下限期，规定六个月内把农民起义全部**平。
鉴于陕西官军出潼关进入中原，起义军“遂由潼关、内（乡）、淅（川）诸路尽数归秦”[47]。这时，陕西的情况是“残破已极，灾荒异常”，农民们求生无望。大队起义军入秦后，饥民“从贼者如归市”，参加起义的总人数很快就达到二百万人以上。[48]
四月间，洪承畴所领官军刚到河南汝州，就得到了起义军大举入秦的消息。他只好同部将贺人龙、刘成功又拉起队伍赶回陕西，同时檄调总兵曹文诏由湖广移驻陕西商洛、兴安地区，扼守起义军出入河南、湖广的通道。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起义军主力集中于陕西，洪承畴部官军的力量是比较单薄的。然而，洪承畴迫于“六月灭贼”的严旨，只有硬着头皮命令所部将领狠命追剿。六月，李自成部围攻甘肃宁州（今宁县），明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引兵三千往援，双方交战于宁州襄乐镇。官军支持不住，被迫撤退，行至巴家寨时起义军伏兵四起，把官军包围得严严实实。艾万年、柳国镇均被击毙，部卒被歼灭一千多人。刘成功、王锡命身负重伤，领着残兵败卒突围逃走。[49]
艾万年、柳国镇兵败身死的消息传到曹文诏耳朵里，这个农民军的死敌瞋目大骂，拔刀砍地，向洪承畴请求让他出马同起义军决一死战。“承畴喜曰：非将军不足办此。顾吾兵已分，无可策应者。将军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以为将军后劲。”[50]曹文诏骄横地带着三千部卒向甘肃进发，在真宁（今正宁）县境的湫头镇同起义军相遇。起义军看准了这个军阀轻敌寡谋的特点，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数万骑，四起合围，飞矢猬集”[51]。曹文诏陷入重围，自知无法脱身，拔刀自刎而死。洪承畴得到报告以后，仰天恸哭，追悔不已。在明末官军中，曹文诏历来以“敢斗”著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变蛟亦然。”[52]崇祯七年正月兵部题本中说：“曹变蛟一旅大为民害。数日前臣部差官收得沿途谣帖数纸云‘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等语。”[53]由于曹文诏疯狂地仇视人民，地主豪绅们才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编造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的口号给他打气。他被李自成等部所围歼，大灭了反动统治者的威风，“关外豫楚诸官军闻之，皆为夺气”[54]。
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在陕西连续取得重大胜利，给明总督洪承畴所部官军以沉重的打击。可是，当时陕西由于天灾人祸，到处一片萧条。起义军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寻找口粮自然很不容易。所以，从这年秋天起，除了李自成等部为数不多的几支义军仍留陕西外，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一字王、撞天王等部几十万人又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史籍记载：义军“大队东行，尘埃涨天，阔四十里，络绎百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明总兵左良玉、祖宽两军相隔七十里，“遥望山头，不敢邀击”[55]。
在农民军力量迅速增长的形势下，明廷眼看总督五省军务的洪承畴连陕西一隅之地也穷于应付，现在起义军又大举出关，更不是洪承畴力所能及。因此，朱由检在崇祯八年八月，决定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带领总兵祖宽、祖大乐、副将李重镇所统关辽兵和当地驻军夹剿，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且明确地划分了职权范围：“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56]明廷增设负责中原地区追剿事宜的五省军务总理一职，反映了起义农民力量的增长，使统治者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
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起义军同官军作战的主要情况是：以闯王高迎祥为主力的各支义军转战于河南、南直隶、湖广，对手是卢象升统率的官军。在陕西和三边地区则是李自成和过天星等数部，转战于汉中、西安、延安一带，同洪承畴所统陕西官军周旋。
卢象升曾经谈到此期间他同高迎祥等部作战的情形：
两月来奔驰于汝、宛、河、雒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尚非**平胜着。必于（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此贼不让安、史，庙堂或未之深知耳。顷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畴）与之大战三次。近入豫地，某与之大战两次。计禽斩死伤逃散可二万计，现今尚有五万，依然劲敌也。又他贼五六股，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多。今合奔东南一带，楚、黄、凤、泗、淮、扬，俱大可虑。某故星驰而南……[57]
九年正月，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部东下南直隶，围攻滁州，对明留都南京造成重大威胁，卢象升匆忙领兵来救。起义军转攻凤阳，不克，乃经怀远、蒙城、亳县入河南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二月间，高迎祥等部由密县、登封西进至嵩县，大败官军，明总兵汤九州被击毙。以后不久，高迎祥等部又回到陕西。
当高迎祥等部东出河南、南直隶的时候，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等部继续在陕西坚持斗争。是时，“闯将有三四万人，过天星、满天星、混天星皆有三万人”[58]。八年十一月，李自成和满天星、六队、争功王四支共十三营，合计精骑数万，由西安地区经同官、宜君、宜川，绕到韩城，拟待黄河冰冻后转入山西。由于这年冬季气温较高，河水没有封冻；明山西巡抚吴甡又加强了防河兵力，入晋的计划未能实现。李自成等部在韩城县境驻扎了四十多天，直到九年正月十二日才起营前往郃阳、澄城。[59]二月，洪承畴纠集官军二万拼命追击，李自成和混天星从澄城经韩城、郃阳、宜川、洛川、鄜州（今富县）、延安、环县、庆阳、固原一线而走，过天星、满天星部则由真宁、合水东入陕西高陵、三原地区。洪承畴担心省城西安有失，被迫分兵追剿。他自带一军返回陕西镇压过天星、满天星二部，让部下将领继续西追李自成和混天星。洪承畴所领官军在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追上过天星和满天星。由于官军势大，过、满二部避而不战，向西开拔同李自成、混天星会合，打算进攻兰州。洪承畴檄调左光先和甘肃总兵柳绍宗合击起义军于干盐池（今属宁夏海原县）。义军大败，过天星（张天琳）请求投降。明陕西巡抚甘学阔安插其部数万人于延安，不久又扬去。[60]
正当双方相持之际，二月初十日，宁夏官军士卒由于长期缺饷，发生兵变，巡抚王楫被杀。洪承畴感到一省长吏被杀，事态严重，亲自赶到宁夏固原去处理。李自成、满天星等部“势复振”[61]，趁机进攻陕北榆林、绥德一带。五月，李自成、张天琳等部与官军作战于安定。官军大败，总兵俞冲霄被活捉处死，副总兵李成也被击毙，士卒被歼灭三千人。起义军乘胜进攻米脂，不慎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计，损失很大。又碰上大雨，无定河泛滥，不少起义军战士被洪水淹死，李自成、刘宗敏、张能等只剩下数百骑脱出险境。这时，李自成的部将高一功带了一万多人从固原来，会师之后声势复振。李自成遂联合在陕北的其他各支义军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这次返里对当地群众是个有力的号召，“其亲故从乱如归”[62]。
第六节 明廷的剿抚并用和高迎祥的牺牲
明廷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时，曾指望通过东西夹剿迅速平定农民起义，为此立下了六个月内“完局”的限令。到崇祯九年春，限期快过完了，农民起义虽然遭到一些挫折，但总的形势是双方互有胜负。官军疲于奔命而农民起义仍然方兴未艾。朱由检不禁焦急起来，先后发布了加紧剿杀和招抚“胁从”的诏令，企图双管齐下，一举扑灭农民起义。三月，他“谕兵部：勒总理卢象升及河南、陕西、郧阳各巡抚克期剿寇军令状”[63]，对任事诸臣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不能按期平“寇”，将难逃朝廷大法。五月，他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发布了所谓“大赦山陕胁从群盗”的诏书，其中说：
这一诏书虽然说了不少动听的话，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奉命赍诏前往招抚的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包凤起，在奏疏中就提出需要解决安插之地，需要赈贷“牛种诸费”，还要有“专心料理之人”，才可以做到“可居可耕，新附乐业”[65]。朝廷既然除了一纸诏书之外什么也不给，所谓解散“胁从”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下面我们将看到，朱由检颁布的这道大赦诏书，除了对少数动摇分子有一定的引诱作用以外，并没有能够阻止农民起义的继续发展。
高迎祥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前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领袖人物。他领导的那支起义军长期转战于陕西、宁夏、甘肃、山西、河南、南直隶等地，许多力量较小的起义军都曾同他联合作战，有力地打乱了明王朝的统治秩序。由于他领导的起义军实力最强，故被朝廷视之若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66]崇祯八年，卢象升在疏中也特别指出：“闯王又第一称强，谁能当者？豫楚必将鼎沸矣。”[67]于是，一场以围歼高迎祥部为主要目标的反革命军事行动开始了。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高迎祥由于在江淮地区作战不利，于九年二月率部西返河南，一度屯聚在登封、鲁山、南召山中。不久，会合闯塌天、蝎子块部转入陕西兴安、汉中地区。[68]七月十五日，高迎祥领着部队从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黑水峪[69]出屯仙游寺。孙传庭和洪承畴所部官军也跟踪而来，分别在十六日和十七日进抵周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义军初战告捷，击败参将李遇春部官军。洪承畴见形势不妙，就施出招降的一手，对义军进行分化。义军中的不稳定分子千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等竟私下向官军贺人龙接洽投降。在马召原的战斗中，他们利用雨后大雾，高迎祥下马张弓射敌之机，偷着把高迎祥的坐骑和部卒向南拉走。等到高迎祥发现这一阴谋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脱下甲胄隐蔽在草丛里，不幸被官军俘虏。[70]
高迎祥的被俘牺牲，对于当时在陕西作战的义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有的首领人物竟因此而对斗争前途悲观失望，走上了乞抚投降的歧路。这年九月初，义军的两位著名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由徽州和秦州（今甘肃徽县和天水市）到凤翔，向明陕西当局乞求招安。陕西巡抚孙传庭“亲诣面谕，两渠搏颡感泣”[73]。张妙手当场就率部投降，蝎子块在次年三月也“遣散伙党，亲率头目十二人至会城乞降”。后来，蝎子块因代他求抚的明总兵张全昌被朝廷逮捕问罪，心怀疑惧，在崇祯十年十月于陕西华阴地方拉起队伍向西进发，被孙传庭布置的降丁武大定杀死。[74]
第七节 李自成等部进军四川
李自成等部在崇祯九年占领米脂、绥德一带后，曾打算渡黄河再入山西。由于山西巡抚吴甡加强了黄河渡口的防御，只好变计西行，主要活动在宁夏、甘肃地区。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奏疏里谈到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等部的活动情况时说：崇祯十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75]这年九月，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十几支起义军从秦州地区出发，取道徽州、略阳，向汉中进军。其“声势甚猛”，队伍“宽约四十余里”，“两日尚未走尽”[76]。明政府急调总兵曹变蛟赶赴汉中，于夜间进入府城南郑县。九月二十六日，义军不知官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以为汉中府守御单薄，贸然开始攻城。曹变蛟狡猾地不动声色，等到义军冲到城壕附近时，突然“雷鼓喧天，旌旗山立，矢石如雨而下”[77]。起义军措手不及，败下阵来，攻取汉中的计划没有实现。
汉中失利以后，李自成、过天星等义军首领决定率部南下四川。这年十月，先破陕西通往四川的咽喉宁羌（今陕西宁强县），接着攻克四川七盘关和朝天关，占领广元县。起义军进川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昭化、金堂、剑州、什邡、彭县、郫县、新都、西充、遂宁、梓潼、绵州、新繁、温江、江油、彰明、罗江、德阳、汉州等州县，明地方“官吏望风而逃”[78]。明四川总兵侯良柱中了起义军的埋伏计，被击毙于梓潼县境的百顷坝。短短的一个月内，李自成等部攻克四川州县达三十八座。[79]十一月初二日，义军三路大军会合于省城，“扬兵成都郊外”[80]。明四川巡抚王维章、巡按陈廷谟吓得面无人色，拼命求救。朱由检接到报告后，深恨四川文武官员无能，下令把王维章、侯良柱革职，陈廷谟“降三级戴罪杀贼”[81]；任命傅宗龙接替四川巡抚，催促洪承畴火速统兵入川协剿。洪承畴得令后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临洮总兵曹变蛟以及副将马科、贺人龙、赵光远等部官兵一万名进川，又檄调延绥总兵王洪、宁夏总兵祖大弼部屯驻汉中、略阳、徽州、秦州一带，准备在起义军出川时加以堵击。明政府四川当局也“调到各处川兵数有六七万之多”[82]，主要摆在成都到阆中一线，防止义军向川东和川南发展。当时，义军攻占的地区基本上在嘉陵江以西[83]，洪承畴带领从陕入川的官军在嘉陵江以东。李自成、张天琳等见官军云集四川，东面和南面都有重兵扼守，川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易发展，就在崇祯十一年正月中旬，分路突破官军阻拦[84]，出川北上。李自成和中斗星等部经文县、西和、礼县，西攻河州、临洮；争世王（六队首领之一）、过天星、混天星等部取道阳平关、略阳，北经平凉、固原，直抵庆阳，不久又折回陕西[85]。洪承畴带着陕西官军在四川扑了空，急忙赶回陕西。此后，洪承畴所统官军，西追李自成等部于甘肃；巡抚孙传庭则在澄城、延安、合水、三水一带，追剿过天星、混天星以及六队的争世王、大天王等部义军。
[2]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九九页。
[3] 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五；另见《河南通志》卷七六，《艺文》五；《豫变纪略》所载有删改。原任河南巡抚范景文在《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说：“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见《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4] 乾隆十三年《商南县志》卷十一，《纪事》；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引旧志。
[5] 《绥寇纪略》卷二。
[6] 同2。
[7] 同3。崇祯七年三月，明廷提升原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郧阳抚治，接替了蒋允仪，见《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一，《到任谢恩疏》。
[8] 《平寇志》卷一。
[9] 《绥寇纪略》卷二说：“贼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万。”
[10] 傅永淳（当时任陕西巡按）：《劾总督陈奇瑜疏》，引自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十，《艺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