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二，《陕西八》写作祁廷楝。这里是根据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2] 大顺军把祁廷谏押解到西安后，没有及时惩处，后来清军攻占西安，祁廷谏得以逃脱，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袭指挥使。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3] 关于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的问题，一般史籍都说他当时称的是大顺国王，到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称帝。但是有一些记载和迹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时可能已经称帝。如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记：“自成遂以西安为都，僭称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有的书上说李自成自称大顺国王，却追尊七世祖为帝，妻封皇后，未免太不合情理，两者必有一误。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请参看拙稿《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六期）。
[54] 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事纪》。按，关于大顺朝避讳的规定，各书记载不尽相同，以《肥乡县志》最明确。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记自成曾祖名世辅，讳为世辐；祖父名海，讳为每水，父名守忠，讳官衷；自成讳作奋戚。如果《肥乡县志》所记确为大顺政权当日颁布的诏令，那么，自成曾祖名世辅的说法就不可信了。另外，县志中所列十字中的“受”字，疑为守字之讹。
[55] 《甲申传信录》卷六。
[56] 冯甦《见闻随笔》记“确山伯王根子”；康熙《延绥镇志》记“王俍智为确山伯”。良、根形近，智、子音似，大约是王根子投降大顺军后以其名不雅，改为良智。谭吉璁在《延绥镇志》里，凡遇良字均写作俍，如左良玉也写成左俍玉。
[57] 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卷二十，《杂记》中云：“甲申，僭封陈荩为京山伯。”按，陈荩时任大顺政权扬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防御使，在镇压地主阶级叛乱中功绩显著。
[58] 封爵的记载主要根据《绥寇纪略》和《见闻随笔》，参考了一些档案文献，大顺政权所封的爵位，史籍中漏载和没有查到的还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临汾县志》，都记载李自成曾经派恒山伯（一作衡山伯）驻守平阳府，恒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申传信录》卷六，说李自成封明朝投降总兵牛成虎为伯，伯的封号尚有待于查考。此外，李自成建国以后还给一些明朝投降将领封爵，如马科封为怀仁伯，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59] 《国榷》卷九九。《清世祖实录》卷二五作“山西临汾知县、伪授两河巡按御史刘达”。两河即河南省。
[6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五二页。
[61]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内，说大顺政权“分天下为十二州，如舜典焉”，无法从各种史料里证实，疑为传闻之误。又《延绥镇志》等书云自成改“布政曰统会使”。从现在所见到的大顺军政权地方官员材料来看，节度使和防御使可考者甚多，独不见有何人曾任何地统会使，疑不确。郑廉《豫变纪略》卷六，述自成西安建国时“有六政府、安抚使、防御使、权将军、制将军等号”，并云有一山西人原为明朝汝州知州，“降于贼，后为伪安抚使”。考大顺政权所设官职，无所谓安抚使，当系节度使之讹。明后期冗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级文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参政、副使等副职，大顺政权唯设节度使一人，当有裁冗就简之意。
[62] 《甲申传信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九说，大顺政权“易印为信”。
[63] 目前所知大顺政权印信实物有夔州防御使符，辽州、金乡、清源、仪陇、工政府屯田清吏司的契，长方形的“通政司右参议之记”；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造的“三水县信”和铸印时间不详的“商洛防御使信”。估计可能是李自成败回西安以后，各地符、契丧失太多，为了防止弊病，重新颁发了官印，改符契为信。参看《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载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
[64] 例如镇守大同的张天琳就是位制将军；后来清军还缴获了大顺政权铸给的“榆林制将军”银狮子纽大方印一颗，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四○页。
[65] 《绥寇纪略》卷九。
[66] 《鹿樵纪闻》卷中，《关西二烈》条。
[67] 见《绥寇纪略》卷九。然而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永昌通宝只有小平钱和较大的当二钱（？）两品。究竟有没有当银一两和当十的大钱，尚存疑问。
[68]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绥寇纪略》卷九。又，康熙《延绥镇志》记：“出题曰：道得众则得国。”
[69] 《国榷》卷九九。按，檄文发布人自称“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估计是刘宗敏，但这个头衔还没有见到其他可以印证的记载。
[70] 有的史籍甚至误刘芳亮为刘宗敏，如《鹿樵纪闻》卷下，《自成犯阙》条记：二月十三日，“贼至潞安，分遣刘宗敏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自以大队徇忻、代，陷宁武……”又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三月初四日，“刘宗敏兵至大名，传檄招降……”《甲申传信录》卷七则云：“闯寇既陷居庸，犯京师，遣其党刘宗亮驰寇畿南诸郡，所过悉下。”不仅误书人名，而且把南线作战的大顺军，说成是占领居庸关后所派。类似的错误记载还有不少，都反映了作者对大顺军东征的进军路线和情况没有弄清楚。
[71] 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记：“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自蒲州至平阳，知府张邻迎降，留五日而北。”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记载得更详细，大顺军前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克蒲州后，“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至蒲州……十八日至猗氏，十九日至闻喜，二十日至绛州，二十一日至曲沃。二十三日至平阳，知府张邻迎降，留五日而北。历洪洞、赵城、霍州、灵石至汾州”。按，张邻即张璘然。《平阳府志》中记李自成到达猗氏的日期差了一天，据乾隆三十八年《临晋县志》的记载，李自成抵该县的日期是正月十八日（见卷六，《杂记》上，《灾祥》）；雍正七年《猗氏县志》记：“是岁正月十九日，闯贼入县。”（卷六，《祥异》）
[72] 嘉庆二年《合河纪闻》卷八。
[73]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74]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75] 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76] 《太原府志》卷五○称，开门纳降的是“小将张急鬼”；戴廷栻《半可集》卷一写作“标营小将张权”。据前任山西巡抚吴甡在崇祯十六年四月的题本中，讲到山西抚标将领有陈尚智、张雄，可知张权是张雄之误，张急鬼大概是张雄的诨名。
[77] 关于大顺军进攻太原的经过，《鹿樵纪闻》说：“二月五日，自成抵城下。（明巡抚蔡悉德之）部将牛勇、朱孔训等出战，死之。”《平寇志》卷八也记载，二月初五日“贼犯太原……巡抚蔡懋德遣标下骁将牛勇、朱孔训出战。孔训伤于炮。牛勇陷阵死，一军皆没，城中夺气”。其他史籍类似的记载很多。考康熙《山西通志》，《太原府志》、太原府附郭县《阳曲县志》、时人戴廷栻《半可集》以及当时正在城中的路之谦，于同年十月所作《中顺大夫分守山西督粮道布政使司参议蔺公坦生殉难记略》（收入道光二十五年《陵县志》卷十六，《艺文志》），均作二月初六日义军抵太原城下，也都未载明将牛勇、朱孔训出战败殁事。戴廷栻在《周将军传略》里还说：“贼围太原，抚标小将张权、牛勇守新南门。权故贼，开门纳贼。勇逃入西山。”可见前面所引史籍中关于牛勇、朱孔训领兵出战被大顺军歼灭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当时太原的官军已经人心涣散，没有打什么仗就缴械了。清初史籍的作者加上一段出城作战的描写，是为了给蔡懋德等人脸上贴金。
[78] 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79] 这件诏书以《平寇志》卷九、《甲申朝事小纪》卷一所载为基础，据《国榷》卷一百、《明季北略》卷二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校补，参考了王世德《烈皇帝遗事》。笔者的这个校补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之后，又看到了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十，《轶事志》附《拾遗》内，收有永昌元年诏书的另一文本，题目作《李自成檄明臣庶文》，开头云“新顺王李诏明臣庶知悉”，结尾一句是“檄到如律令”。这一头一尾为其他史籍所无，同内容的风格也不一致，很可能出自后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