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于是请她尽管吩咐。当天晚上我便开始把容易携带的小物件处理了，以后几乎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和格林比公司之前，都会为类似的交易跑一趟。
米考伯先生在一个小书柜里放了几本书，他管那儿叫图书馆，最先拿去卖掉的就是这些书。我把这些书一本接一本地拿到城市路的一个书摊—当时，我们住所附近那一段城市路几乎全是书摊和鸟店—不论价钱多少，直接卖掉了事。摊主就住在书摊后面的小房子里，每晚都喝得东倒西歪，第二天早晨挨老婆一顿臭骂。有好几次，我一大早到了那儿，他就在一张折叠**接见我，不是额头上有一道口子，就是一只眼睛又青又肿，这表明他头天晚上又喝多了（恐怕他一喝多就会吵架）。他朝扔在地上的衣服哆哆嗦嗦地伸出手，竭力要从口袋里摸几个先令给我。而她的老婆抱着孩子，趿拉着鞋，没完没了地骂他。有时候，他把钱弄丢了，就叫我改天再来。可他老婆手里总是有些钱—我敢说那是趁他喝醉的时候拿走的—便在同我一起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上偷偷完成了交易。
我在当铺也成了无人不知的名人。柜台后面负责日常经营的那位先生对我非常在意，我记得，他常常一面跟我交易，一面叫我凑到他耳边说出一个拉丁文名词或形容词的变格，或者列举一个拉丁文动词的变化形式。每次我这样跑了腿，米考伯太太就会稍稍犒劳我一下，通常是吃顿夜宵。我记得很清楚，这种饭总是别有一番滋味。
米考伯先生最后真的大祸临头了。有一天，他一大早就被捕了，关进了萨瑟克区的王座法庭监狱[5]。他走出房子的时候对我说，他的白昼之神已经陨落。我当时真的认为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但后来我听说，还不到正午，就有人看见他在监狱里活蹦乱跳地玩起了九柱戏[6]。
他叫我在他入狱后头一个礼拜天去探监，同他共进午餐。说我去的时候得问路去一个地方，在快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快到这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院子，穿过院子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监狱看守。我照他的话做了，终于看见了监狱看守（我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这时我忽然想到，罗德里克·兰登被关在债务人监狱时，那里有一个人，浑身**，只裹着一条旧毯子。我顿时泪眼模糊，心脏乱跳，监狱看守的身影也跟着晃动起来。
米考伯先生正在大门后面等我。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位于顶层下面的一层），抱头痛哭。我记得，他一本正经地嘱咐我，一定要从他的不幸遭遇中吸取教训。他说，如果一个人每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他就会很快活；但如果他花掉二十镑一先令，他就会很痛苦。之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买黑啤，给我写了一张支付指令，让我找米考伯太太要那一先令，然后收起小手帕，又高兴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壁炉前。生锈的炉栅里，两头各放了一块砖，免得烧煤太多。不一会儿，与米考伯先生同住这间牢房的另一个债务人走了进来。他从面包房端来一份羊腰肉，给我们三人合伙享用。[7]接着，米考伯先生就打发我到楼上房间找“霍普金斯上尉”，就说米考伯先生向他问好，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年轻朋友，希望霍普金斯上尉借我一副刀叉。
霍普金斯上尉把刀叉交给我，还请我问米考伯先生好。他的小牢房里有个脏兮兮的女人，还有两个脸色苍白、头发蓬乱的女孩，那是他的女儿。我当时就想，幸好借的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刀叉而不是梳子。上尉本人邋遢到极点，他留着一大把络腮胡，套着一件很老很老的棕色厚大衣，下面就没有别的衣服了。我看到他的铺盖卷起来放在墙角，仅有的几个锅碗瓢盆都堆在架子上。我凭直觉猜想（上帝知道我怎么会那么想），虽然那两个头发蓬乱的女孩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女儿，那个脏兮兮的女人却不是他的妻子。我只是怯生生地在门口站了不到两分钟，下楼回来的时候却已经掌握了关于这家人的这么多情况，就像握在手中的刀叉一样确切实在。
那顿午餐带着点儿吉卜赛风味，而且很可口。午后不久，我把刀叉还给了霍普金斯上尉，回家将探监的情况告诉米考伯太太，好让她放心。她一见我回来就昏了过去，后来她做了一小壶热鸡蛋酒，我们边聊边喝，借以抚慰心情。
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家的家具是怎样卖掉以补贴家用的，也不知道是谁卖掉的，我只知道反正不是我。不过，家具确实是卖了，用一辆大货车拉走了，只剩下一张床、几把椅子和一张餐桌。我们—米考伯太太、她的几个孩子、那个“苦儿”，还有我自己—就用这几样家具，在温莎台那座空房子的两个客厅扎了营，日日夜夜在那里生活。我不知道这样住了多久，但我觉得住了很久。最后，米考伯太太决定搬进监狱住，因为米考伯先生已经弄到一个单间。于是，我就把房子的钥匙交还给房东，房东收到钥匙很开心。他们的床铺都被送到王座法庭监狱里去了；我则在离监狱围墙不远的地方租了个小房间，安下了自己的床铺。我对此非常满意，因为我和米考伯一家人患难与共，如今已经难分难舍了。他们也给那个“苦儿”在附近租了个便宜的住处。我住的是房子后部一间安静的阁楼，屋顶是斜的，可以俯瞰贮木场的宜人风景。我搬进来住下的时候，想到米考伯先生的困境终于演变成灾难，便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这段日子里，我仍然在默德斯通和格林比公司干着同样的工作，面对同样的工友，怀着同样的屈辱与不甘，就像初来乍到时一样。我每天在仓库进进出出，吃饭时间还在街上溜达，我在此期间见到了许多孩子，但从未结识过一个，也从未跟其中任何人说过话，这无疑是一件幸事。我的生活仍然不幸，但我从未表露出来，仍然独来独往，自强自立。我意识到的变化只有两处：一是我的衣服比以前更破烂；二是我已经对米考伯夫妇的忧虑大大减轻，因为他们的一些亲友在他们的艰难时刻伸出了援手，他们在监狱里的日子过得比多年来在监狱外的日子还舒服。通过某种安排，我这时可以常常同他们一起吃早饭，但其中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监狱早晨什么时候开门放我进去的。我只记得，我通常会在六点起床，在等待监狱开门的那段时间，我喜欢去老伦敦桥闲逛。我常坐在桥上石质护栏的壁凹里，观看过往的行人；或者趴在护栏上，望着阳光洒在水面，如同万点碎金，照在纪念碑[8]上，如同点燃了顶端的金色火焰。那个“苦儿”有时同我在这里碰头，我会给她讲一些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惊悚故事。关于那些故事，我只能说，我希望自己当时相信它们是真的。晚上，我常常会回到监狱，陪米考伯先生在广场散步，或者陪米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回忆爸爸妈妈。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在哪儿，我说不上来。我从未向默德斯通和格林比公司的人提过这些。
米考伯先生虽说渡过了最危急的关头，但因为过去签订的某种“契约”，他依然麻烦缠身。我常听人说起这种契约，现在想想，那一定是他从前跟债主签订的某种和解协议[9]。我记得，我当时完全不明白那种协议是怎么回事，甚至将其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契约混为一谈，据说这种契约曾在德国流行一时。最后，不知怎的，这份文件似乎不构成问题了，反正不再是先前那种拦路虎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的“娘家人”已决定，让米考伯先生根据《破产债务人法》[10]申请释放。据她估计，那样一来，大概六个礼拜之后，米考伯先生就自由了。
“到时候，”米考伯先生说，他当时也在场，“老天哪，我敢说我手头就有钱了，就可以过崭新的生活了，如果—简言之，如果哪天时来运转的话。”
我现在回想起，大约在那个时期，本着凡是有可能的事都要努力争取的态度，米考伯先生写了一份请愿书给下议院，请求修改监禁无力偿债者的法律。我之所以写下这段回忆，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可以作为例证，说明我的创作方法：我将从前读到的书中情节融入我那面目全非的生活，将街头巷尾的所见所闻和男男女女的点点滴滴编成自己的故事；它还可以说明，我在写这部自传时不知不觉发展出的主要创作特点是如何逐渐形成的。
监狱里有个俱乐部，因为米考伯先生是位绅士，所以在俱乐部里说一不二。米考伯先生曾向俱乐部成员表明自己要写请愿书的想法，得到了热烈拥护。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好人，就算事不关己，他也总是积极主动地四处张罗；就算无利可图，他也总是开开心心地忙里忙外）就动笔写起了请愿书。写成之后，又正式誊写在一张大纸上，然后铺在桌上，定了个时间，让俱乐部全体成员和监狱里所有的人都到他屋里签名，只要他们愿意。
虽然大部分人我早已认识，他们也认识我，但当我听说签字仪式即将举行时，仍然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一个个进屋签名的情景，于是我向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请了一小时的假，并在墙角给自己找了个适合观礼的地方。俱乐部的主要成员都尽量挤进这个小房间，只是还没有把屋子填满。他们围住站在请愿书前的米考伯先生，以示支持。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为了对这场庄严的盛典表示尊重，他特地梳洗了一番）紧挨着请愿书，准备将请愿书念给那些不了解其内容的人。然后屋门猛地打开，普通狱友开始排着长队轮流进屋：一个人进来，签名，出去，同时其他人都等在外面。对每个进来的人，霍普金斯上尉都会问：“你读过这份请愿书吗？”“没有。”“你想听人念一遍吗？”只要对方流露出一丁点儿想听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就会用洪亮饱满的声音逐字念给他听。如果有两万人愿意听他念，霍普金斯上尉就会一遍接一遍地念，念上个两万遍。我记得，他念到“出席议会的诸位人民代表”“请愿人谨向贵院呈递此书”“仁慈陛下之不幸臣民”等字句时，声音就会甜得发腻，仿佛那些话都是嘴里真实存在的食物，尝起来无比鲜美。与此同时，米考伯先生一面带着作者的些许虚荣心侧耳倾听，一面凝视着（神情并不严峻）对面墙上的防盗尖钉。
我每天往返于萨瑟克区和黑衣修士区，在吃饭时间游**于偏僻的街道—街道上的石头或许都被我年幼的双脚磨平了吧—每当这时，我就又会看到那群人，他们伴着屋中回**的霍普金斯上尉的声音，从我眼前鱼贯而过。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当我现在回想起童年时代慢慢熬过去的痛苦，我不知道，我为这些人编造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笼罩在幻想迷雾之下的记忆清晰的事实！如今旧地重游，我一点儿都不奇怪，自己好像看见面前走过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他正从这些怪异的经历和肮脏的事物中创造自己的幻想世界，我不禁对他心生怜悯。
[1]指煮熟之后皮开裂、出粉末、入口有粉感的土豆。这种土豆的淀粉含量较高。
[2]原文为，是orphan（孤儿）的方言。
[4]英国作曲家查尔斯·迪布丁（1745—1814）创作的歌曲《漂亮的小南》中的一句。
[5]王座法庭负责审理诽谤、破产和其他不端行为，所以王座法庭监狱经常被用作债务人监狱，直到这种做法在19世纪60年代被废除。
[6]用九个木柱进行的游戏，木柱放在球道末端，投掷一个木球或圆盘去击倒木柱。
[7]利用面包房大烤炉的余热烹制食物，是当时英国家庭的常见做法。
[8]即伦敦大火纪念碑，为纪念1666年伦敦大火而建，是一根约62米高的罗马多立克柱式石柱，最顶端有镀金的纪念骨灰坛。
[9]债权人和债务人议定的偿还部分借款以勾销全部债务的协议。
[10]《破产债务人法》是英国议会181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设立了一个新的救济破产债务人法院，若被监禁的债务人未从事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且与债权人达成协议，确保目前和未来的资产得到公平分配，则可以向该法院申请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