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科波菲尔，”他最近已习惯这样称呼我，“能对走背字的朋友的痛苦感同身受；他有头脑，善于谋划；他有手，可以—简言之，他拥有将不需要的家当处理掉的本领。”
我对这样的赞扬表示感谢，还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很难过。
“亲爱的年轻朋友，”米考伯先生说，“我比你年长，有些生活经验，而且—简言之，一般说来，就是经过了不少艰难困苦。眼下，在时来运转之前—可以说，我时刻都在盼着时来运转那天—除了一句忠告，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不过，我的忠告相当有用，值得采纳—简言之，我自己就是因为从没有采纳这句忠告，所以才—”米考伯先生本来还眉开眼笑，说到这里却突然敛住笑容，愁眉苦脸起来，“所以才沦落为你眼前这个凄惨的可怜虫。”
“亲爱的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劝他别说了。
“我是说，”米考伯先生回应道，又忘乎所以、笑逐颜开了，“我成了你眼前这个凄惨的可怜虫。我的忠告是：今日能做的事，决不拖到明天。拖延是时间的窃贼。一定要抓住这个贼呀！”
“这是我那可怜爸爸的箴言。”米考伯太太说。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你爸爸可是个大好人，我要是说他坏话，那真是天理难容。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简言之，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那样的人了。[3]一把年纪，腿上还能打绑腿，不戴眼镜都能看见书上普通大小的字。不过，他把那句箴言也用在了我们的婚事上，亲爱的。结果，我们结婚结得太早了，搞得我现在都入不敷出。”
米考伯先生侧脸看了米考伯太太一眼，补充道：“我并不是后悔，而是恰恰相反，亲爱的。”说完，有一两分钟他都表情严肃。
“我的另一句忠告，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是知道的。那就是，一年收入二十镑，一年支出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结果是幸福。一年收入二十镑，一年支出二十镑零六便士，结果是痛苦。花儿凋谢了，叶儿也枯萎了，白昼之神也坠落了，景象凄凉—简言之，你就被打翻在地，永远起不来了。就像我这样！”
为了让他这个反面典型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米考伯先生喝了一杯潘趣酒[4]，脸上露出十分快乐满足的神情，嘴里吹起了《学院角笛舞曲》的旋律。
我向米考伯先生保证，一定会把他的忠告铭记于心，虽然实际上我不必这样做，因为当时他们显然深深感动了我。第二天早晨，我去驿车售票处同他们一家人道别，满心凄凉地看着他们在车厢外靠后的座位坐下来。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愿上帝保佑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的。你知道的，就算我能忘，也决不会忘。”
“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再见！祝你幸福安康！如果随着岁月的流转，我能让自己相信，我的悲惨命运为你提供了前车之鉴，我就会觉自己没有白白生而为人。如果哪天时来运转—我对此充满信心—我有能力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一定会无比开心的。”
我觉得，当米考伯太太和孩子们坐在驿车后部，我站在路上依依不舍地望着他们的时候，米考伯太太应该眼前一亮，看清了原来我是一个多么小的家伙。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脸上流露出罕见的慈母表情，招手叫我爬上车，搂住我的脖子，像吻自己孩子那样吻了我一下。我刚跳下来，驿车就开动了。他们不停地挥动手帕，弄得我几乎看不清他们的脸。驿车不一会儿就不见了。“苦儿”和我站在路中间，茫然对视，然后握手道别。我想她准是回圣路加救济院去了，我则前往默德斯通和格林比公司，开始令人厌倦的一天。
不过，那样沉闷乏味的日子，我不愿再熬多久了。决不。我已经决定逃走—一定要千方百计逃到乡下，去找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姨婆贝齐小姐—把我的经历告诉她。
我已经说过，我不知道这个不顾一切的念头是怎么钻进我脑袋的。不过，一旦钻进去，它就在那里扎下了根，发展成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这辈子从未有过比这更坚定的信念。我不能说，我当时就相信这有希望实现，但我已经下定决心，必须付诸实施。
自从那晚产生这个念头并因此彻夜难眠之后，我就一次又一次重温我那可怜的母亲讲述的我出生时的故事，反反复复地想了上百遍。听她讲这个故事，曾经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我早就将其内容谙熟于心。姨婆在故事里登场又退场，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但在她的行为中，有一个小特点我喜欢反复回味，并从中得到几分若有似无的鼓励。我永远忘不掉，母亲说她觉得姨婆曾抚摩过她秀美的长发，那动作不可谓不轻柔。虽然这件事也许完全是母亲的幻觉，毫无事实根据，我却据此想象出一幅小小的画面：我那位可怕的姨婆，在面对母亲的少女之美时—我一直铭记、深爱着那份美—不由得慈祥起来。这一幕让整个故事的风格都变柔和了。这种想法很可能在我心中存在已久，渐渐促成我下定决心。
我连贝齐小姐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于是给佩戈蒂写了封长信，顺便问她是否记得。我撒谎说，我听人提到，某某地方住着一位叫这个名字的小姐，我好奇那跟姨婆是不是同一个人。在那封信里，我还对佩戈蒂说，我有一个特别原因，需要半基尼，如果她肯借给我，等我有能力的时候再偿还，我将感激不尽，将来我会告诉她，我为什么要借这笔钱。
佩戈蒂的回信很快就到了，而且同往常一样，充满了对我的深情挚爱。她随信附上了半基尼（恐怕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巴吉斯先生的箱子里把钱弄出来），并告诉我，贝齐小姐住在多佛尔附近，但究竟是在多佛尔本地，还是在海斯、桑盖特，或者福克斯通，她说不准。不过，我向我们仓库里的一个人打听过，他说这些地方都离得很近，我认为，这对于达成我的目标已经足够，便决定在那个周末动身。
我是个非常诚实的小家伙，不愿意离开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之后留下坏名声，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待到礼拜六晚上再走。而且，因为我刚来的时候预支了一礼拜薪水，所以决定在通常领薪水的时候不进账房。由于这个特殊原因，我才向佩戈蒂借了半基尼，免得我没有旅费。就这样，礼拜六晚上到了，我们都在仓库等着领薪水，总爱抢先的车夫蒂普头一个进账房领钱，这时我握住米克·沃克的手，请他在轮到他领钱的时候告诉昆尼恩先生，我去把行李箱搬到蒂普家了，然后跟“粉土豆”道了最后一声晚安，便跑开了。
我的行李箱还放在河对面我原来的住处，我拿了一张我们往酒桶上钉的地址卡，在背后写了一个地址：“大卫少爷的行李箱，多佛尔驿车售票处暂存待领。”这张卡片装在我口袋里，准备从住处搬出行李箱时拴上去。走向住处时，我四下张望，想找一个人帮我把行李箱运到驿车售票处去。
一个长腿小伙子站在黑衣修士路的方尖碑附近，身边停着一辆很小的空驴车。我从他身边经过时，目光与他的目光相遇，他就骂我是“下贱坯子”，要我“好好记住这张脸—”现在想来，他肯定是因为我瞪了他才开骂的。我停下脚，向他保证，我瞧他并非有意冒犯，而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干一件活儿。
“啥活儿？”长腿小伙子说。
“搬一只箱子。”我答道。
“啥箱子？”长腿小伙子说。
我告诉他，是我的行李箱，就在那边街上。我愿出六便士，请他把行李箱搬到前往多佛尔的驿车的售票处。
“六便士，成交！”长腿小伙子说完立刻跳上车—他那辆车只是安在轮子上的一个大木托盘—赶着车哐啷哐啷地跑起来，我用尽全力才勉强跟上那头驴。
这个小伙子态度傲慢，尤其是跟我说话时嚼麦秆那种目中无人的神气，我很不喜欢。不过，既然价钱已经谈妥，我就把他带到楼上我要离开的那个房间。我们一起将行李箱抬下来，放到驴车上。我这会儿不想把地址卡拴上去，免得房东家里有人猜出我的意图，把我拦下来。于是我对那小伙子说，走到王座法庭监狱没有门窗的那面墙时，请他停一会儿。我的话刚一出口，他就赶车哐啷哐啷地跑起来，就像他自己、我的行李箱、他的车和驴子都发了疯似的。我跟在后面边跑边喊，都快喘不上气了，才在约定地点赶上他。
我跑得脸红心跳，掏地址卡的时候，把半基尼从口袋里带了出来。为保险起见，我把它含在嘴里。虽然手抖得十分厉害，我还是把地址卡牢牢地拴到了行李箱上。这时，我觉得自己的下巴被那个长腿小伙子猛地一击，然后就看见那半基尼从嘴里飞出来，掉进他手中。
“干啥！”那个小伙子一把抓住我的夹克领子，恶狠狠地龇牙道，“你是犯了案子，对不对？想开溜，对不对？跟我上警局去，你这个小坏蛋！跟我上警局去！”
“请把钱还给我，”我惴惴不安地说，“别管我的事！”
“跟我上警局去！”那个小伙子说，“向警察证明钱是你的。”
“请把我的行李箱和钱还回来好吗？”我哭喊着，眼泪都急出来了。
那个小伙子还是说：“跟我上警局去！”抓住我死命往驴跟前拖，就像那畜生同治安法官有什么相似之处一样。这时他忽然改变主意，跳上车，坐在我行李箱上，嚷着说他要直奔警局去，然后比先前更用劲地赶起车，哐啷哐啷地飞驰而去。
我跟在后面竭力追赶，但我已经没有力气呼喊了，即使有力气，我这会儿也不敢呼喊。我追了半英里，路上至少有二十次差点儿被轧到。我时而看不见他，时而看见他，时而又看不见他；时而挨一鞭子，时而受到呵斥；时而陷入泥坑，时而爬上来；时而撞进什么人怀里，时而一头撞在柱子上。最后，我又怕又热，惊慌失措，担心这时候半个伦敦城的人都出来抓我了，只好任凭那个小伙子带着我的行李箱和钱逃之夭夭。我一面喘一面哭，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朝格林尼治走去，因为我知道那地方就在通往多佛尔的大路上。就这样，我朝姨婆贝齐小姐隐居之地走去。我全身上下一无所有，同我惹得姨婆大为不快的那晚，赤条条来到这世上时差不多。
[1]在啤酒、白兰地中加入鸡蛋、香料、糖等调制而成的热饮料。
[2]18世纪一首英国乡村舞曲《驾，多宾》的副歌部分。多宾是马名。
[3]米考伯先生在这里引用了哈姆雷特赞颂自己父亲的话：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见《哈姆雷特》第1幕第2场。
[4]一种用葡萄酒或烈性酒掺水、果汁、香料等调成的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