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千万别忘了告诉我。”我一说完，阿格尼丝就平静地改变了话题，“不仅是陷入窘境的时候，还有坠入爱河的时候，你都要对我说。拉金斯小姐之后的那位是谁呀，特罗特伍德？”
“没什么人，阿格尼丝。”
“有一个人吧，特罗特伍德？”阿格尼丝笑着竖起一根指头说。
“没有，阿格尼丝，我发誓！当然，斯蒂尔福思太太家倒是有位女士，非常聪明，我也喜欢跟她说话—她叫达特尔小姐—但我并不喜欢她。”
阿格尼丝因为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再次开怀大笑，并对我说，如果我什么事都不瞒她，那她就要有一个小登记本，将我每次热恋发生、延续和终结的日期记录下来，就像英国历史上的历代国王和王后的在位年表一样。接着她问我，有没有见过乌利亚。
“乌利亚·希普？”我说，“没有。他在伦敦吗？”
“他天天都到楼下事务所来，”阿格尼丝答道，“他比我早来伦敦一个礼拜，恐怕是来干什么让人讨厌的事的，特罗特。”
“我看得出，他干的事让你不安，阿格尼丝。”我说，“那能是什么事呢？”
阿格尼丝将针线活儿放到一边，双手十指交握，那双美丽温柔的眼睛闷闷不乐地看着我，答道：“我觉得他要和爸爸合伙了。”
“什么？乌利亚？那个阿谀奉承的卑鄙小人已经爬到这么高的位子了！”我无比愤慨地喊道，“你没有劝阻吗，阿格尼丝？想想看，这会变成一种什么关系呀。你必须大胆发表意见。你绝不能让你父亲迈出这疯狂的一步。趁现在还来得及，阿格尼丝，你必须阻止这件事。”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阿格尼丝依然看着我，见我如此激动，她摇摇头，淡淡一笑，答道：
“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关于爸爸的谈话吗？那之后不久—最多两三天—爸爸就第一次暗示了我刚才说的那件事。他一面想对我装出这是他自己拿定的主意，一面又无法掩饰自己受到了逼迫。看他进退维谷、痛苦挣扎的样子，我很伤心，感觉难过极了。”
“受到了逼迫？阿格尼丝，谁在逼迫他？”
“乌利亚，”她犹豫了片刻，答道，“已经让爸爸离不开他了。他狡诈而机警。他抓住爸爸的弱点，助其积重难返，再加以利用，直到—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意思，特罗特—直到爸爸也开始怕他。”
她还有很多话没说，她所知道的、所猜疑的，比她透露的更多，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但我不能追问，免得她痛苦。我知道，为了保全父亲的面子，她不会再说下去。我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今这局面，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没错，只要稍加回想，我就不禁觉得，事态的恶化并非朝夕之功。我说不出话来。
“他将爸爸捏在了掌心里。”阿格尼丝说，“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如何地位卑贱，如何心怀感激—或许这是真的，但愿如此—可他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我担心他会毫不留情地运用这一权力。”
我骂了声“狗东西”，顿感异常痛快。
“在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爸爸暗示他要同乌利亚合伙那会儿，”阿格尼丝继续道，“他告诉爸爸他要走，还说他很难过，很不愿走。但他有更好的出路。爸爸那时非常沮丧，你我都从没见过他那样忧心忡忡。不过，乌利亚提出合伙的权宜之计后，他似乎松了口气。但与此同时，又因为不得不妥协而感到伤心、羞愧。”
“你是怎么应对这件事的，阿格尼丝？”
“特罗特伍德，”她答道，“我做我觉得是正确的事。我觉得，为了让爸爸安宁，就必须做出牺牲，所以我就恳求他接受乌利亚的提议。我说，这样可以减轻他生活的负担—但愿如此！—可以给我更多机会陪伴他。噢，特罗特伍德！”她双手掩住泪水涟涟的面孔，哭喊道，“我甚至觉得自己一直都是爸爸的敌人，而不是他疼爱的孩子。我知道他为了专心照顾我做出了多少改变。我知道，他是为了将所有精力都投在我身上，才缩减了对旁人的关心和业务的范围。我知道，为了我，他将许多事情都拒之门外。他对我的忧虑给他的生活蒙上了阴影，耗损了他的体能和精力，因为他总是为我一个人殚精竭虑。假如我能把这一切纠正过来该多好呀！既然我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了他的衰老，如果我能想办法让他振作起来，那该多好呀！”
我从没见阿格尼丝哭过。当我从学校带回新荣誉时，我曾见她眼中泪光闪闪；当我们上次谈到他父亲时，我也曾见她热泪盈眶；当我们互相道别时，我曾见她温柔地转过头去。但我从没见过她如此悲痛。这令我肝肠寸断，只能愣头愣脑、无可奈何地说：“我求你了，阿格尼丝，别哭！别哭啦，我的好妹妹！”
但阿格尼丝在性格和意志方面都远胜于我，并不需要我翻来覆去地恳求。关于这一点，不管我当时是否知晓，现在都已十分清楚。她恢复了我记忆中迥异于他人的那种美丽安详的神态，仿佛云开雾散，露出一片晴空。
“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不可能太多了，”阿格尼丝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我诚恳地请求你，特罗特伍德，要友好地对待乌利亚。不要拒他于千里之外，不要憎恨他身上不合你意的地方—我知道你就是爱憎分明的性格—他也许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明确的罪过。不管怎样，都请你先考虑到爸爸和我！”
阿格尼丝没工夫再说话了，因为这时房门打开，沃特布鲁克太太像一艘张满帆的船一样走了进来。她是一位身材肥大的女士，或者说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我说不清到底是人肥大还是衣服肥大，因为我分不出哪是人、哪是衣服。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好像在剧院见过她，就仿佛是在暗淡的幻灯片里见过她似的。但她似乎清晰地记得我，并且仍然疑心我喝得醉醺醺的。
不过，沃特布鲁克太太慢慢看出我很清醒，还是个正派的年轻人（我希望如此），对我的态度也就温和多了。她先问我是不是常去公园，接着又问我是不是常去参加社交聚会。我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答复之后，发现她对我的好感又降低了，但她优雅地掩盖了这一事实，邀请我次日到她家共进晚餐。我接受了邀请，起身告辞。出门的时候，我去办公室拜访乌利亚，发现他不在，便留下了一张名片。
第二天我去赴宴。临街的大门一打开，我就投入了炖羊腰腿肉的滚滚热气之中。我猜到我不是唯一的客人，因为我立刻认出了那个持照脚夫。他换了衣服，正在给这家的仆人打下手，站在楼梯口准备通报我的名字。他小声询问我的姓名时，竭力装出从未见过我的模样，但我清楚地认得他，他也清楚地认得我。重重的顾虑让我们俩变成了懦夫[7]。
我发现沃特布鲁克先生是位中年绅士，脖子很短，衬衫领子很大，如果再加上个黑鼻子的话，就活脱脱一只狮子狗了。他说很高兴认识我。在我向沃特布鲁克太太致敬之后，他郑重其事地把我介绍给一位令人敬畏的夫人，她身穿黑天鹅绒长裙，头戴黑天鹅绒大帽子，我记得此人看起来就像哈姆雷特的近亲—比如他姑妈。
这位夫人是亨利·斯派克的太太，她丈夫也在场。后者冷若冰霜，头上不像是长着灰白的头发，倒像是撒了一层白霜。亨利·斯派克夫妇备受大家尊敬，阿格尼丝告诉我，这是因为斯派克先生给什么人或什么机构—我记不清了—担任事务律师，而这人或机构又跟财政部有一点儿关联。
我在客人中发现了乌利亚·希普，他一袭黑衣，神情极尽谦卑。我与他握手时，他说自己为得到我的关注而深感骄傲，还说我如此纡尊降贵，他简直感激不尽。我倒希望他没那么感恩戴德，因为整个晚上他都满怀感激地围着我打转。只要我对阿格尼丝说一句话，他就准会出现在我们身后，那死人般苍白的脸上，一双没有睫毛的眼睛阴森森地盯着我们。
在场的还有别的客人—我觉得他们都冷冰冰的，就跟宴会上冰镇了的红酒一样。不过，有一个人，还没进门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听见仆人通报他是特拉德尔斯先生！我的思绪飞回了塞勒姆学校，心想，莫非就是那个爱画骷髅的汤米？
我以超乎寻常的兴趣搜寻特拉德尔斯先生。他是一个清醒、稳重、腼腆的年轻人，头发的样子相当滑稽，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进门就钻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出来。终于，我清清楚楚地瞧见了他，要是我没看走眼，他就是昔日那个不幸的汤米。
我走到沃特布鲁克先生面前，说我觉得自己有幸在这里碰见了一位老同学。
“真的！”沃特布鲁克先生大吃一惊，道，“你太年轻了，不可能是亨利·斯派克先生的同学吧？”
“噢，我指的不是他！”我答道，“我指的是名叫特拉德尔斯的那位先生。”
“噢！是啊，是啊！没错！”主人说，兴趣已然大减，“那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