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停下脚步，又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叫人看了十分开心的得意神情大声说：“亲爱的年轻朋友，你说中了，就是那部词典！”就像我参透了人类最深奥的智慧一样。
怎么可能是别的东西呢！他的口袋里塞满了手稿，脑袋里也塞满了词条。那东西简直就像要从他身体里到处往外冒。他告诉我，自从他不再教书，他的词典编纂工作就进展得十分顺利；我提出早晨和晚上来协助他工作，这样的安排对他再合适不过，因为他已经养成白天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杰克·马尔登先生最近偶尔提出做他的文书助手，却并不称职，把博士的手稿弄得有点儿散乱。不过，我们很快就整理出来，顺利展开工作。后来，当我们真正工作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马尔登先生制造的麻烦比我预料的更大，因为他不仅犯了许多错误，而且在博士手稿上画了许多士兵和女人的头像，令我常常陷入晦涩难解的迷宫。
博士为我们将携手合作完成这项了不起的工作而欢欣雀跃，于是我们定于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开始。我们每天早晨工作两个小时，晚上工作两三个小时，礼拜六除外，我那天可以休息。当然，礼拜天我也可以休息。我觉得这样的条件非常宽松。
我们双方对这样的计划安排都很满意，然后斯特朗博士就带我进屋见斯特朗太太。我们在博士的新书房里见到了她，她正在掸去书上的灰尘—他决不允许别人触碰这些神圣的心爱之物。
他们已经因为我推迟了早餐时间，于是我们一起坐下来用早餐。不一会儿，我看见斯特朗太太似乎已觉察有人来了，然后才听到来人的动静。一位绅士骑马来到门前，跳下马，手挽缰绳，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将马牵进小院，拴在空车房墙上的一个环上，然后手执马鞭，走进早餐室。来者是杰克·马尔登先生。我觉得他去过印度之后并没有什么长进。不过，我那时一见不肯在困难之林披荆斩棘的年轻人，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我对他的这种印象肯定失之偏颇。
“杰克先生！”博士说，“科波菲尔！”
杰克·马尔登先生跟我握了握手，但我觉得他不够热情，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在给予我莫大的恩惠一样。见此情形，我心里不由得火冒三丈。不过，他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倒算得上一大奇观了。他只有在同表妹安妮说话时才会打起精神。
“你吃过早饭了吗，杰克先生？”博士问。
“我几乎从来不吃早饭，先生。”他答道，头往后靠在安乐椅上，“我觉得吃早饭怪无聊的。”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博士问。
“什么新闻也没有。”马尔登先生答道，“只是有消息说，北方的人在忍饥挨饿，大为不满。可不管在哪儿，总有人吃不饱，满肚子怨言。”
博士沉下脸，像要换个话题似的，说道：“看样子确实没有什么新闻。听人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报纸上有一篇长长的报道，先生，说的是一起谋杀案。”马尔登先生说，“不过，世上总有人被谋杀，所以我就没看。”
我认为，对人类的一切行为和感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当时还不像后来我观察到的那样，被视为一种高贵的品格。我知道，从那以后，这种态度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我见过有人把这种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甚至遇到过一些衣冠楚楚的绅士和仪态万千的淑女，他们简直生来就跟毛毛虫一样。马尔登先生的这种态度或许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没见过这样的人。但是，我绝没有因此对马尔登先生更有好感，或者更加信任。
“我来这儿是想问问，今晚安妮想不想去听歌剧。”马尔登先生转向安妮，说道，“这一季[1]里，要听好歌剧的话，这是最后一场了。里面有个歌手，安妮真该去听一听。她唱得实在太好了！不光唱得好，还丑得令人着迷。”说完，他又恢复了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凡是有可能讨年轻妻子喜欢的事，博士都喜欢。于是，他转向妻子，说道：“你应当去，安妮，你应当去。”
“我不想去，”她对博士说，“我宁愿待在家里。我非常想待在家里。”
她看都没看表哥一眼，就转过来同我说话，问阿格尼丝好不好，能不能来看她，会不会当天就来。她看上去是那么焦躁不安，我很纳闷，正在往面包上抹黄油的博士，怎么连这么明显的事也看不出来呢？
但他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只是和蔼地对她说，她还年轻，应该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的，绝不能让一个没趣的老头子把她也搞得死气沉沉的。他还说，他想要她把那位新歌手的歌唱给他听，如果她不去听，又怎么能唱得好呢？于是，博士坚持替她定下这场约会，还邀请杰克·马尔登先生回来吃晚饭。事情安排妥当后，马尔登就走了，我猜是去专利局了。不管是去哪里，反正是骑马走的，看上去慵懒极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于好奇，便去打听她有没有去听歌剧。她没去，只是派人到伦敦回绝了表哥的邀请。下午她去看望阿格尼丝，而且还说服了博士陪她一起去。博士告诉我，因为那天晚上天气宜人，他们是沿着田野步行回家的。我当时就很想知道，如果阿格尼丝不在伦敦，她会不会去听歌剧呢？阿格尼丝会不会也对她产生了某些好影响呢？
我觉得，她看上去不怎么开心，但那到底是一张美丽的面庞，除非这一切都是伪装出来的。我和博士工作的时候，她就一直坐在窗前，我常常瞥她一眼。她为我们准备早餐，我们一面工作，一面匆匆吃上几口。我九点离开的时候，她正跪在博士脚边的地板上，给他穿鞋子、打绑腿。嫩绿的树叶低垂在楼下房间敞开的窗户上，在她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前往伦敦民事律师公会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多年前那晚看到的她那张脸—博士在一旁读书，而她在一旁望着博士。
现在我非常忙碌，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十点才回家。但我从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了无限的满足，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缘故而放慢脚步。我狂热地认为，自己越辛苦，就越对得起朵拉。我还没有向朵拉透露我家境的变化，因为过几天她就要来看望米尔斯小姐，我要把不得不告诉她的一切都留待那时再讲。我只是在信中告诉她（我们所有的通信都是由米尔斯小姐秘密传递的），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讲。与此同时，我缩减了抹头发的熊脂的分量，彻底放弃了香皂和薰衣草香水，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三件背心，因为这些对我艰苦的生活来说都太奢侈了。
做了这么多事，我仍然不满意，急不可耐地要多做点儿事，于是我就去找特拉德尔斯。他住在霍尔本的城堡街上一座房子的屋顶矮墙后面。迪克先生已经随我去过海格特两次，与斯特朗博士重续了往日的交情，这次我也带他一起去见特拉德尔斯。
我之所以把迪克先生也带去，是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姨婆身处逆境，又真诚地相信，即便苦役和囚徒也没有我这样拼命，他自己却无能为力，便烦躁忧虑起来，以致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更难完成那篇陈情书了。他写得越努力，查理一世那颗倒霉的脑袋就越频繁地搅和进来。除非我们善意地欺骗他，让他相信他是有用的，或者想办法让他真能发挥作用（这当然更好），否则我非常担心他的病情会加重，于是我决定找特拉德尔斯，看他能不能帮我们。我们动身前，我把我们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了特拉德尔斯，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他的同情和友谊。
我们到了他的住处，看到他正在奋笔疾书，小房间角落里放着他看一眼就会精神百倍的花架和小圆桌。他热情欢迎我们，不一会儿就跟迪克先生成了朋友。迪克先生宣称以前绝对见过特拉德尔斯，我们俩都说：“很有可能。”
我要跟特拉德尔斯商量的第一件事是：我听说，各行各业的许多杰出人士，都是从报道议会辩论开始发迹的。特拉德尔斯曾向我提起他希望投身新闻业，于是我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在给他的信中询问他，怎样才能取得报道议会辩论这一工作的资格。现在，根据打听到的情况，特拉德尔斯告诉我，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要想把这份工作干得尽善尽美，需要掌握一种单纯的机械式技能，也就是精通神秘的速记读写，其难度相当于通晓六门外国语。通过几年锲而不舍的努力，也许能学有所成。特拉德尔斯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这番话会打消我的念头。但我只是觉得，前面有几棵大树需要砍伐，于是立即决定举起斧头，在这片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往朵拉的道路。
“我对你感激不尽，亲爱的特拉德尔斯！”我说，“我明天就开始。”
特拉德尔斯大吃一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并不知道我为何会欣喜若狂。
“我要买一本详细介绍速记法的书，”我说，“我在律师公会里大部分时间都闲着，可以趁机学习。我要把法庭上的发言记录下来，作为练习—特拉德尔斯，亲爱的朋友，我一定会掌握这种技能的！”
“天哪！”特拉德尔斯睁大了眼睛，说道，“真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如此坚决的人，科波菲尔！”
他怎么可能想得到？对我自己来说，这都是新奇的发现。我把这个问题暂时搁下，又把迪克先生的事摆到台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