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姨婆！”我涨红了脸喊道，“我是全心全意地爱她呀！”
“难怪她叫‘朵拉’！[1]”姨婆回应道，“你的意思是，那个小东西很迷人，对吗？”
“亲爱的姨婆，”我答道，“没有人想象得出她有多迷人！”
“啊！那她不蠢吧？”姨婆说。
“蠢？姨婆！”
说真的，关于朵拉蠢不蠢的问题，我从未考虑过，一刹那都没有。当然，我讨厌那种想法，但还是多少有点震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念头。
“轻浮不轻浮？”姨婆说。
“轻浮？姨婆！”我重复这一大胆猜测的时候，怀着重复前一个问题时的同一种感情。
“好啦，好啦！”姨婆说，“我只是问问罢了，并没有贬低她的意思。可怜的小情侣！这么说，你认为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要像两块摆在夜宵餐桌上的漂亮蛋糕一样过一辈子，是吗，特罗特？”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非常和蔼，非常温柔，半是戏谑，半是担忧，我大受感动。
“我们又年轻，又没有经验，姨婆，这我知道。”我答道，“我敢说，我们说的话也好，想的事情也罢，许多都很愚蠢。但我相信，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如果我认为朵拉会爱上别人，或者不再爱我，认为我会爱上别人，或者不再爱她，那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我想会发疯吧！”
“啊，特罗特！”姨婆摇摇头，神情严肃地微笑道，“爱情让人盲目、盲目、盲目呀！”
“我认识这么一个人，特罗特，”姨婆停了一下，继续道，“性格虽然柔顺，却怀有非常真挚的感情。一想到他，我就想起那个可怜的娃娃。真挚正是那个人必须寻找的。只有真挚才能支撑他，使他变得更好，特罗特。深刻、彻底、忠实的真挚。”
“你要是知道朵拉有多么真挚就好了，姨婆！”我喊道。
“噢，特罗特！”姨婆又说道，“盲目、盲目呀！”不知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一种令人不快的失落感像阴云一样笼罩了我。
“话虽如此，”姨婆说，“我并不想扫了两个年轻人的兴，弄得他们不开心。所以，虽然这不过是少男少女间的小情小爱，而少男少女间的小情小爱常常—注意！我没说总是！—无疾而终，但我们还是要严肃对待，希望将来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管结局如何，我们都要耐心等待！”
总的来说，在一个正在热恋的人听来，这番话并不怎么受用。但我还是很高兴姨婆对我吐露了心声，也担心她累了。于是，我衷心感谢了她对我的关爱，还有其他所有亲切的关怀。她温柔地对我道过晚安，拿着睡帽进我的卧室了。
我躺下来时是多么痛苦啊！我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我想到自己在斯彭洛先生眼里肯定是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想到我已经不再是向朵拉求婚时自以为的那个人了；想到我应当像勇敢的骑士那样，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告诉朵拉，如果她觉得不合适，就解除与她的婚约；想到在漫长的学徒期，我没有半点儿收入，应该努力谋生才对；想到要做点儿什么帮助姨婆，却不知如何着手；想到自己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再也不能给朵拉买小礼物，再也不能骑灰色骏马，再也不能体面见人了！我知道，对自己的痛苦念念不忘是卑鄙自私的，并为此倍感煎熬。但我实在太爱朵拉了，没法不去这样想。我知道，事事都为自己考虑，却不为姨婆着想，那是卑鄙的。但迄今为止，我的自私都同朵拉密不可分，我不能为了任何人而把朵拉抛到一边。那天晚上我是多么痛苦啊！
说到睡觉，我梦见了各种光怪陆离的贫困景象，却似乎没有正经入睡就做起梦来。我一会儿穿着破衣烂衫，要把火柴卖给朵拉，价格是半便士六捆；我一会儿穿着睡衣和靴子来到事务所，斯彭洛先生训斥我不该在客户面前穿得如此轻佻随意；我一会儿饥肠辘辘地捡起老提菲掉下的饼干渣儿，他每天都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钟敲一点时吃饼干；我一会儿又拼尽全力想要弄到与朵拉结婚的证书，但除了乌利亚·希普的一只手套，我拿不出别的任何东西做交换，从而遭到整个律师公会的拒绝；我多多少少意识到我在自己房里，却总是翻来覆去，如同一艘遇险的船，在被褥的海洋里颠簸。
姨婆也睡得不安稳，因为我经常听见她走来走去。夜里有两三次，她穿着长长的法兰绒睡衣，看上去有七英尺高，宛如一个不得安宁的鬼魂，出现在我的房里，来到我睡的沙发边。她头一次来的时候，我被惊醒了。她告诉我，她看到天空中有一道奇特的亮光，推想威斯敏斯特教堂起了火，所以来问我，一旦风向有变，大火会不会蔓延到白金汉街。后来，我躺着一动不动时，发现她坐在我身边，低声自言自语：“可怜的孩子！”想到她是多么无私地关心我，而我是多么自私地关心自己，我的痛苦又陡增了二十倍。
那一晚对我而言是如此漫长，很难相信对别人而言只是短短一瞬。这种想法让我反复想象一场宴会，人们一连几个小时都在跳舞，后来这场宴会也进入了我的梦境。我听见乐队不停地演奏同一首曲子，看见朵拉不停地跳同一支舞，却压根儿不看我。整夜弹竖琴的那个人，正徒劳地用一顶普通大小的帽子盖住竖琴。就在这时，我醒了，或者应当说，我放弃了入睡的努力，终于看见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
那时候，与斯特兰德街相连的一条街道的尽头，有一个古罗马时代留下来的浴池—或许至今还在—我曾多次跳进池中洗冷水浴。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留下佩戈蒂照顾姨婆，跑去浴池一头扎进去，然后又到汉普斯特德[2]溜达了一会儿。我希望，这种恢复活力的办法可以让我头脑清醒一点儿。我觉得这办法的确奏效了，因为我很快得出结论：我应该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去试试能否取消学徒契约，把学费要回来。我在汉普斯特德荒野吃了早饭，徒步返回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我走在洒过水的大路上，穿过夏日鲜花的宜人芬芳—这些花长在花园里，由小贩用头顶着送进城来—专心思考着为适应境遇变化而走的这第一步。
可是，我到事务所太早了，在律师公会周围闲逛了半小时，才看见总是最先到的老提菲拿着钥匙来了。进门之后，我坐在我那阴暗的角落里，抬头望着对面烟囱管帽上的阳光，心里想着朵拉，直到满头鬈发的斯彭洛先生走进事务所。
“你好吗，科波菲尔？”他说，“天气真好！”
“天气好极了，先生。”我说，“您去法庭之前，我能跟您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他说，“到我房间来吧。”
我跟着他走进他的房间。他开始穿长袍，对着挂在衣柜门背后的一面小镜子打扮起来。
“我要很遗憾地告诉您，”我说，“我姨婆那边传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不！”他说，“老天！她不会是瘫痪了吧？”
“这个消息同她的健康没有关系，先生。”我答道，“她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事实上，她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了。”
“你把我吓坏了，科波菲尔！”斯彭洛先生惊呼。
我摇了摇头。“没错，先生，”我说，“她的家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我想问问您，是否有可能—当然，我们要牺牲一部分学费—”见他一脸茫然，我灵机一动，补充了这一句，“取消学徒契约？”
没有人知道，我提出这一建议花费了多大代价。这就等于求他判我流放之刑，永远与朵拉分离。
“取消你的契约，科波菲尔？取消？”
我以尚属坚定的口气解释说，除非自己能挣钱，否则我真的不知该怎样维持生计。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前途，我说—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好像要暗示，将来有一天，我肯定仍有资格做他的女婿—但眼下，我不得不自谋生路。
“听到这话，我非常难过，科波菲尔，”斯彭洛先生说，“非常难过。你这种情况，一般不能算作取消契约的理由。这不符合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你开这个先例。绝对不行。不过呢—”
“你真是太好了，先生。”我嘟哝道，希望他能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