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背弃朵拉，也不能背弃我自己的心。他告诉我，最好用一个礼拜考虑他说的话，那我怎能说我不愿花一个礼拜呢？然而，我又怎能不懂得，无论考虑多少个礼拜，我对朵拉的爱情都不会改变分毫呢？
“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跟特罗特伍德小姐谈一谈，或者跟任何深谙世事的人谈一谈。”斯彭洛先生用双手整理着领巾说，“用一个礼拜好好考虑一下，科波菲尔先生。”
我答应了，然后尽量表现出沮丧绝望而又坚贞不屈的样子，走出那个房间。默德斯通小姐的浓眉送我走到门口—我说她的眉毛送我，而不说她目送我，是因为她脸上的眉毛比眼睛重要得多—过去，在布兰德斯通的客厅里，差不多也是早上这个时候，她就是这个模样，同现在别无二致。我仿佛觉得，我又做不出功课，那本可怕的识字课本又沉沉地压在我心头—在我的儿时想象中，书上的椭圆形木刻插图就像是眼镜上取下的镜片。
我回到事务所，用手捂住脸，不看老提菲和其余的人，坐在我的专属角落的办公桌前，思考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我在心里痛苦地咒骂吉卜，为朵拉肝肠寸断。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拿起帽子，发了疯似的跑到诺伍德去。想到他们怎样恐吓她，把她吓哭，而我又不在那儿安慰她，我感到痛不欲生，不由得立刻给斯彭洛先生写了一封不计后果的信，哀求他不要把我可怕命运的恶果强加在朵拉头上。我恳求他呵护她的温柔天性—不要摧残这朵娇嫩的花儿—我还记得，我在信中的口气，并没有把他当作朵拉的父亲，而是当作吃人的巨妖和温特利之龙[2]。我把信封好，在他回来以前放到他的桌子上。他进屋之后，我从虚掩的门中看到他拿起那封信读起来。
整个上午，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下午他离开事务所以前，把我叫进去，对我说，我完全不必为他女儿的幸福担心。他说，他已经明确告诉她，这完全是胡闹，此外就没对她多说什么了。他认为，他是一个很娇惯孩子的父亲（事实的确如此），我完全不用再挂念她的事。
“如果你冥顽不灵，或者一意孤行，科波菲尔先生，”他说，“我也许不得不把我女儿再送到国外住一阵子。但我认为你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我希望过几天你就会释然，不再钻牛角尖，不再那样做了。至于默德斯通小姐，”因为我在信中提到了她，“那位女士警惕性很高，我敬佩她，也很感激她。不过，我已经严厉要求她，不准再碰这个话题。科波菲尔先生，我只是希望大家忘掉这件事。而你要做的，科波菲尔先生，也只是忘掉这件事。”
只是忘掉！在写给米尔斯小姐的短笺里，我悲痛地引用了斯彭洛先生的这个说法。我用阴郁的讽刺口吻写道，我要做的，只是把朵拉忘掉。只是这个，谈何容易！我求米尔斯小姐当晚见我一面。如果得不到米尔斯先生的批准和同意，我求她，即使在放着衣物压干机的屋后厨房偷偷见一面也好。我告诉她，我理智的王位已经岌岌可危，只有她，米尔斯小姐，才能使其不被废黜。我在信末的署名是“你心烦意乱的朋友”。在将信交给脚夫之前，我又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禁觉得行文有些像米考伯先生的风格。
不过，我还是把信发了出去。晚上，我前往米尔斯小姐住的那条街，在那里转来转去，直到米尔斯小姐的女仆偷偷带我进去，穿过地下室前的空地，进入屋后厨房。后来我有理由相信，米尔斯小姐大可以让女仆领我通过前门，上楼进入客厅。她之所以没那样做，只是因为她喜欢浪漫和神秘罢了。
在屋后厨房，我止不住地胡言乱语。我想我就是去那里出丑的，我敢说我也的确出尽了丑。米尔斯小姐刚刚收到朵拉匆匆写好的短笺，说一切都被发现了，还说：“噢，请快来我这里，朱莉娅，快，快！”但是，米尔斯小姐不相信那家的主人会让她进门，所以就没去。于是，我们两个都被困在了黑暗的撒哈拉沙漠里。
米尔斯小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喜欢一股脑儿全都倒出来。我不禁觉得，她虽然也和我一起落泪，却从我们的痛苦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我可以说，她通过抚慰我们的痛苦，来最大限度地获取乐趣。她说，现在朵拉和我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只有爱情的长虹才能跨越其上。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爱情必然会经历磨难，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这不打紧，米尔斯小姐说。被蛛网束缚的心终究会挣脱而出，那时爱情就报仇雪恨了。
这算不上多大的安慰，但米尔斯小姐不肯鼓励不切实际的希望。她大大加深了我先前的苦恼。我觉得（而且以最深的感激之情告诉她），她真够朋友。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她首先就要去看望朵拉，用眼神也好，用言辞也罢，总之要想方设法使她明白我的深情与痛苦。我们分别的时候悲痛不已，但我认为米尔斯小姐完全乐在其中。
我回到家，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了姨婆。尽管她能说的都说了，我还是满心绝望地上床，第二天满心绝望地起床，满心绝望地出门。那是个礼拜六的早晨，我径直朝律师公会走去。
来到能看见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我发现几个脚夫站在门外交头接耳，还有六七个闲人朝窗户里张望，而窗户是关上的。我不由得心头一惊，连忙加快脚步，挤过人群，一面为他们的表情感到纳闷，一面匆匆走了进去。
办事员都在，却没人做事。老提菲坐在别人的凳子上，帽子也没挂起来。我猜这对他来说还是生平头一遭。
“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啊，科波菲尔先生。”我进屋的时候，他说。
“怎么了？”我惊呼道，“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吗？”提菲喊道，其他人也都高喊起来，围到我身边。
“不知道！”我说，逐个打量众人的脸。
“斯彭洛先生。”提菲说。
“他怎么了？”
“死了！”
我顿觉事务所旋转起来，而不是我，这时一个办事员扶住了我。他们把我扶到一把椅子上，解开我的领巾，给我喂了些水。我不知道这中间经过了多久。
“死了？”我说。
“他昨天在城里吃过晚饭，就自己驾车回去。”提菲说，“他叫车夫坐驿车回家了。你知道，他有时候会这样做—”
“后来呢？”
“马车到了家，可他不在车上。马在马厩门口站住了，仆人提着灯笼出去一看，车上一个人都没有。”
“是马脱缰跑了？”
“马身上并不热，”提菲戴上眼镜说，“照我看，并不比通常速度跑下来热。缰绳断了，在地上拖了一路。全家上下立刻都惊动了，有三个人沿着大路去找，在一英里外找到了他。”
“不止一英里，提菲先生。”一名年轻的办事员插嘴道。
“是吗？我想你说得对，”提菲道，“不止一英里—就在靠近教堂的地方—脸朝下趴着，身子一半在路边，一半在人行道上。究竟是一下子发病从车上栽下去的，还是觉得要发病，就先从车上下来的—抑或是在车上就死了，反正找到他的时候肯定已经不省人事了—谁也说不清。即便他当时还有口气，那肯定也说不出话了。大家尽快请来了大夫，结果无济于事。”
我无法形容听到这一晴天霹雳后的心情。这件事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发生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与我意见相左的人身上，这令人惊愕不已。他不久前还在这个房间，他的桌椅都似乎还在等他，他昨天的手迹也像鬼魂一样，但现在屋子里已经空空****，这又令人毛骨悚然。你无法将他同这里分开，看见门开就觉得他似乎要进来，却又说不清为什么。事务所里弥漫着寂静而慵懒的氛围，大家津津有味、不知餍足地谈论这件事；外面的人则从早到晚进进出出，兴致勃勃地大谈特谈这个话题。以上种种，任何人都能理解。在我内心深处，居然会对死神暗生忌妒。我觉得，死神的强大力量会把我从朵拉心中硬生生地挤开。我怀着一种不可描述的不情不愿的心情忌妒着朵拉的悲哀。想到朵拉对别人哭泣，受别人安慰，我就六神无主。在那最不合时宜的时候，我有一种贪婪的欲望，想把别人全都赶走，只留我自己在她身边，成为她唯一的依靠。以上种种，则是我无法形容的。
心烦意乱当中—我希望这种心情不单我有，别人也有—那天晚上我去了诺伍德，在斯彭洛先生家门口打听情况，从一个仆人口中得知米尔斯小姐也在那里。于是，我给米尔斯小姐写了封信，请姨婆在信封上写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我在信中以最真挚的感情哀悼斯彭洛先生英年早逝，写到这里时不禁潸然泪下。如果朵拉还听得进去，我恳求米尔斯小姐告诉朵拉，斯彭洛先生跟我谈过话，态度极其和蔼体贴；谈到她的时候，斯彭洛先生口气柔和，没说过一句责备她的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为的是让米尔斯小姐在朵拉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但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那样做是为了追忆她父亲，无可厚非。也许我真的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