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甥女埃米莉还活着，少爷！”他坚定地说，“我不知道这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但我就是知道她还活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受到神灵启示的人。我等了一会儿，待他能全神贯注听我说话之后，才接着解释我昨晚想到的明智举措。
“嗯，亲爱的朋友—”我说。
“谢谢你，谢谢你，好心的少爷。”他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说道。
“如果她来伦敦，这很有可能—因为，哪儿还有像这座大城一样方便藏身的地方呢？如果她不想回家，除了隐姓埋名躲起来，还有别的办法吗？”
“她是不会回家的。”他悲伤地摇着头，插话道，“如果她当初是自己离开的，也许会回家。可情况并非如此啊，少爷。”
“如果她来到伦敦，”我说，“我相信这里有一个人，比世上其他任何人都更可能发现她。你还记得—请你坚强些，听我说—想一想你的伟大目标！—你还记得玛莎吗？”
“我们镇上那个玛莎？”
我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不需再作答了。
“你知道她在伦敦吗？”
“我在街上见过她。”他答道，打了个哆嗦。
“但你不知道，”我说，“早在埃米莉离家出走之前，在哈姆的帮助下，埃米莉接济过她。你也不知道，咱们有天晚上相遇之后，到附近的房间谈话，她就在门外偷听呢。”
“大卫少爷！”他惊诧不已地回应道，“你是说下大雪的那天晚上？”
“正是那天晚上。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她。同你分手以后，我回去找她，想跟她说句话，可她不见了。我当时不愿当着你的面提到她，现在也不愿意，可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人，我认为我们应该跟她谈谈。你明白吗？”
“非常明白，少爷。”他答道。我们压低了声音，近乎耳语，就这样继续交谈。
“你说你见过她。你觉得你能找到她吗？要我找到她，只有碰运气。”
“我认为，大卫少爷，我知道去哪儿找她。”
“天黑了。既然咱们在一起，那不如索性现在出去找她，争取今晚就找到，好不好？”
他同意了，开始准备与我一起出去。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只见他仔细收拾那个小房间，把蜡烛和点燃蜡烛的东西都摆好，把床铺好，最后从抽屉里取出她的一件衣服（我见她穿过），同别的一些衣服整齐地折起来，又取出一顶软帽，放在椅子上。他不提这些衣服，我也不提。毫无疑问，这些衣服已经在那里等待她许多个夜晚了。
“大卫少爷，”我们来到楼下，他说，“玛莎那个女孩，我过去几乎把她看作我的埃米莉脚下的污泥。上帝饶恕我，现在不同了！”
我们走在路上，我问起了哈姆的近况，既是为了跟他聊天，也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他的回答几乎同过去一样，说哈姆还是老样子，拼命工作，好像连命都不在乎了，但从不抱怨，大家都喜欢他。
我问他，他觉得哈姆怎么看待那个给他们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哈姆的想法是不是很危险？比方说，一旦哈姆跟斯蒂尔福思相遇，他认为哈姆会干什么。
“我不知道，少爷。”他答道，“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可怎么也想不出答案。”
我让他回想一下埃米莉离家后的那个早晨，我们三人在海滩上的情形。“你记得吗，”我说，“他望着海，露出某种狂乱的表情，还说到什么‘结局’？”
“我当然记得！”他说。
“你觉得他是什么意思？”
“大卫少爷，”他答道，“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好多遍了，但就是想不出答案。还有一件怪事—虽然他脾气很好，可要去打探他的心思的话，我总觉得很不舒服。他过去跟我说话非常恭敬，现在也不可能不恭敬。可是，他的心思很深呀，少爷，我看不透。”
“你说得不错，”我说，“所以我有时也会很担心。”
“我也担心啊，大卫少爷。”他答道，“老实说，那比他拼命干活儿更叫人担心，虽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我觉得，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动粗的，但我还是希望他们两个不要碰面。”
我们已经穿过坦普尔栅门，进了城。佩戈蒂先生默默地走在我身边，一心只想着他生活中唯一的目标。他那聚精会神的样子让他在人群中显得分外孤单。我们来到黑衣修士桥附近时，他转过头，指了指街对面一个正孤身匆匆赶路的女人。我立刻意识到，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穿过马路，快步追赶她，这时我忽然想到，如果能找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远离人群，不为人注意，跟她谈起话来，她也许就更容易对那个失踪的女孩生出女性的关切。于是我建议同伴先不要同她搭话，只需紧随其后。同时，我也有种想知道她要去哪里的模糊念头。
他同意了，我们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她后面，既不能让她脱离我们的视线，又不能离她太近，因为她常常四下张望。有一次，她停下脚步听乐队演奏，我们也就跟着停了下来。
她走了很长的路。我们也跟着往前走。从她走的路线来看，她显然是要前往某个既定的目的地。此外，她从未离开繁华的街道。而且，这样神秘地暗中跟踪一个人，对我有一种奇特的魅力。这三点加在一起，让我坚定了最初的想法。最后，她走进一条冷清、昏暗的小巷，人群和喧嚣在那里统统消失了，这时我说：“现在可以跟她讲话了。”于是我们加快脚步，追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