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别这么说。”斯彭洛先生道，“我是说，不过呢，如果我可以不这么束手束脚的—如果我没有合伙人—没有乔金斯先生—”
我的希望瞬间化为泡影，但我又做了一番努力。
“您觉得，先生，”我说，“如果我当面向乔金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斯彭洛先生不无沮丧地摇摇头。“老天在上，科波菲尔，”他回应道，“我决不会冤枉任何人，更不会冤枉乔金斯先生。不过，我了解我的合伙人，科波菲尔。乔金斯先生是不会接受这种特殊建议的。要让乔金斯先生不按成规办事是非常困难的。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我相信，我对这个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原先独自经营这家事务所，现在独自住在蒙塔古广场附近一座亟须粉刷的老房子里；每天很晚才来上班，很早就下班了；好像从来没有人向他请教过任何事；他在楼上有一个光线昏暗、犹如牢房的小窝；那里从未进行过什么业务，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古老的记事本，厚厚的页面都已经发黄，没沾一点儿墨迹，据说已有二十年历史。
“我要是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您会反对吗，先生？”我问。
“当然不会，”斯彭洛先生说，“不过，我跟乔金斯先生打过一些交道，科波菲尔。我希望他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我很想在各方面都满足你的愿望。如果你认为值得一试的话，科波菲尔，我不会反对你向乔金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斯彭洛先生跟我热情地握了握手，算是答应了我的请求。我趁机坐下来思念朵拉，看着阳光从对面房子的烟囱管帽偷偷转移到墙上，直到乔金斯先生来到事务所。然后，我上楼造访乔金斯先生的办公室。我的出现显然吓了他一大跳。
“请进，科波菲尔先生，”乔金斯先生说，“请进。”
我走进去，坐下来，又把我的情况对乔金斯先生说了一遍，大体上跟对斯彭洛先生说的一样。乔金斯先生跟人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一点儿都不可怕。他是一位身材高大、性情温和、脸上无须的六十岁老人。他吸鼻烟吸得太多，律师公会里甚至有传言说，他主要靠那种刺激物活着，因为他身体里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容纳别的食物了。
“我想，这个问题你已经向斯彭洛先生提过了吧？”乔金斯先生惴惴不安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问道。
我回答说是的，还说斯彭洛先生提醒我得来问问他。
“他说我会反对？”乔金斯先生问。
我不得不承认，斯彭洛先生认为这很有可能。
“对不起，科波菲尔先生，我不能成全你。”乔金斯先生紧张兮兮地说，“其实—啊，请原谅，我约好了要去英格兰银行谈点儿事。”
他一面说，一面匆匆站起身，往门口走去。这时，我鼓足勇气说：“看来，这件事恐怕没办法通融了。”
“没办法！”乔金斯先生在门口停下来，摇着头说，“噢，没办法！我反对，你知道，”这几个字，他说得非常快，然后走了出去。“你应当知道，科波菲尔先生，”他又回到门口，不安地往里看看，补充道，“假如斯彭洛先生反对—”
“他个人并不反对呀，先生。”我说。
“噢！他个人！”乔金斯先生不耐烦地重复道，“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是反对的。没有希望！你希望办的事是办不成的。我—我真的约好了要去英格兰银行谈点儿事。”说着，他就跑开了。据我所知，他下次在律师公会露面是在三天之后。
我非常着急，千方百计想要达成目的，于是一直等到斯彭洛先生进来，向他描述了刚才的经过，想让他明白，如果他肯出手相助，叫铁石心肠的乔金斯网开一面，也并非全无希望。
“科波菲尔，”斯彭洛先生回应道，面带和蔼的微笑，“你认识我的合伙人乔金斯先生的时间没有我长，所以你并不了解他。我绝不是说乔金斯先生擅长耍诡计，但他表达反对的方式常常令人产生误解。不，科波菲尔！”斯彭洛先生摇头道，“相信我，乔金斯先生是不会心软的！”
我完全搞不明白，斯彭洛先生和乔金斯先生这两个合伙人当中，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反对者。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这个事务所里，的确存在一股顽固不化的力量，想拿回姨婆那一千镑是不可能的了。我万分沮丧地离开事务所，朝住所走去。现在回想起来，我难免心怀愧疚，因为我那时之所以失望，多半是为了我自己，而平时我情绪低落总是同朵拉有关。
我正在努力设想最糟糕的情形，思考将来穷困潦倒时如何应对，忽然，一辆轻便马车从身后驶来，到跟前突然停住，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一只白嫩的手从车窗里向我伸过来，一张脸正对我微笑。自从这张脸在扶手宽阔的老橡木楼梯上转向我，我把它的安详温柔同教堂的彩绘玻璃窗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刹起，只要看见它，我就会感到平静和幸福。
“阿格尼丝！”我高兴地喊道，“噢，亲爱的阿格尼丝，世上那么多人，我偏偏在这儿撞见了你，简直太开心了！”
“真的吗？”她用热情的口吻说。
“我很想同你谈谈！”我说，“一见到你，我心里就轻松多了！如果我有一顶魔法师的帽子，我就只想见你，没有别人[3]！”
“什么？”阿格尼丝回应道。
“呃！也许先要见朵拉。”我红着脸承认道。
“当然要先见朵拉啊！”阿格尼丝笑着说。
“但接下来就要见你！”我说，“你要去哪儿？”
她正要去我的住所看望姨婆。那天天气很好，她也乐意下车步行。那辆车有味儿（我刚才同她说话的时候把头伸进了车里），闻起来就像黄瓜架下的马厩一样[4]。我把车夫打发走，她挽起我的胳膊，我们并肩而行。对我来说，她就是希望的化身。有阿格尼丝在身边，我的感觉顿时大不一样！
姨婆曾给她写过一封行文古怪、语气生硬的短笺—比一张钞票长不了多少—她通常只会费神写这么长。她在信中说，她遭遇了不幸，要永远离开多佛尔，但她已经下定决心，身体也很好，谁都不必为她担心。阿格尼丝就是来伦敦看望姨婆的。这些年来，她一直和姨婆很要好。实际上，她们的友谊从我寄宿在威克菲尔德先生家的时候就开始了。她说她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她爸爸也跟着来了—还有乌利亚·希普。
“他们现在是合伙人了。”我说，“那家伙真该死！”
“是啊！”阿格尼丝说，“他们来这里办事，我也就趁机跟来了。你不要以为我来这里只是看望朋友，没有私心，特罗特伍德，因为—恐怕我抱有非常严重的偏见—我不愿爸爸单独跟乌利亚外出。”
“他对威克菲尔德先生的影响还是那么大吗，阿格尼丝？”
阿格尼丝摇摇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说，“你恐怕都快认不出咱们可爱的老房子了。他们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了。”
“他们？”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