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不大懂。”母亲答道，“我希望自己能懂得更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本来在教我—”
“他自己就懂很多嘛！”贝齐小姐插了一句。
“—我希望自己能有进步，因为我学得很热情，他教得也很耐心。如果他没有不幸离世—”说到这里，母亲再次崩溃，讲不下去了。
“好啦，好啦！”贝齐小姐说。
“我定期记账，每天晚上还同科波菲尔先生一起结算。”说完这句，母亲又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过一句争执，除了有时候科波菲尔先生怪我把‘3’和‘5’写得太像，或者在‘7’和‘9’上添了弯弯的尾巴。”母亲接着说了这一句，又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你这样会哭出病来的，”贝齐小姐说，“你知道，这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教女都不好。好啦！不许哭了！”
这个理由起了点儿作用，让我母亲平静下来。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越来越难受了。接着是一阵沉默，只听得见坐在椅子上、脚踩炉栏的贝齐小姐偶尔发出一声“哎”。
“我知道，大卫用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份年金[13]。”过了一会儿，贝齐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母亲有点儿吃力地答道，“非常体贴，对我很好。他让我继承了一部分年金。”
“有多少？”贝齐小姐问。
“一年有一百零五镑。”母亲说。
“没那么糟嘛。”姨婆说。
“糟”这个字用到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因为我母亲这时候的状况简直糟透了。佩戈蒂端着茶盘和蜡烛进屋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多么难受—假如刚才屋子里足够亮，贝齐小姐多半也会看出来—连忙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卧室里，然后立刻打发她侄子哈姆·佩戈蒂去请医生和护士。这些天来，她一直瞒着我母亲把侄子藏在家里，以便到了紧急关头跑腿送信。
这一支联军陆续抵达，前后只差几分钟。发现一个陌生老太太装腔作势地坐在壁炉前，左臂上系着软帽，耳朵里塞着珠宝商用来垫珠宝的上等棉花，他们不由得大吃一惊。佩戈蒂对我姨婆一无所知，我母亲也只字不提姨婆是谁，于是姨婆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装了一大口袋珠宝商的棉花，耳朵里也塞得满满当当，但她那庄严的仪态并未因此有丝毫减损。
医生去楼上看过病人，又下了楼。我想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可能要同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面对面坐好几个小时，所以刻意表现得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他是男人中最谦和的，也是小个子中最温顺的。他总是侧着身子进出房间，以免多占地方。他走起路来总是像《哈姆雷特》里的那个鬼魂[14]一样轻手轻脚，而且比它更慢。他总是歪着脑袋，半是为了谦卑地贬低自己，半是为了谦卑地讨好别人。不用说也知道，他从不曾对一条狗口出恶言。想必就连疯狗他也不曾骂过。即便不得不同狗打交道，他也只会温和地对它说一句，或者半句，或者只是三言两语，因为他说话跟走路一样，总是慢悠悠的。但他决不会对它粗野无礼，也不会暴跳如雷，无论如何都不会。
奇利普先生歪着脑袋，温柔地看了看我姨婆，然后微微鞠了一躬，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示意自己说的是对方耳朵里塞的珠宝商棉花。
“局部发炎吗，夫人？”
“什么？”姨婆回应道，像拔瓶塞一样，把一只耳朵里的棉花拽了出来。
姨婆粗暴的举动令奇利普先生大感惊愕—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多亏上帝保佑才没有当场手足无措。不过，他还是用甜美的声调又问了一遍：“局部发炎吗，夫人？”
“胡说八道！”姨婆答道，又把棉花一下子塞进了耳朵。
自讨没趣后，奇利普先生只得有气无力地望着坐在那里注视炉火的姨婆，直到再次被叫上楼。他去了约莫一刻钟，又回来了。
“怎么样？”姨婆问，同时把离医生更近的那只耳朵里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夫人，”奇利普先生答道，“我们—我们进展缓慢，夫人。”
“哎—哟—喂！”姨婆说，满含轻蔑的叹词里带着完美的颤音。说完，姨婆又像刚才一样把棉花塞进了耳朵。
奇利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他当时真的—真的—几乎吓休克了。仅从医学专业角度说，他几乎吓休克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坐下来望着她，而她依然注视着炉火。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两小时，医生又被叫了上去。他离开了片刻，又回来了。
“怎么样？”姨婆问，又把那只耳朵里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夫人，”奇利普先生答道，“我们—我们进展缓慢，夫人。”
“哎—哟—喂！”姨婆说。这鬼哭狼嚎般的声音令奇利普先生着实无法忍受。他后来说，那简直是在存心摧毁他的心神。他宁肯顶着猛烈的穿堂风坐在黑漆漆的楼梯上，直到再次被叫上楼。
哈姆·佩戈蒂在国民学校[15]上学，尤其擅长教义问答，所以算得上可靠的证人。他第二天报告说，在医生第四次上楼一个小时后，他碰巧往客厅里偷看了一眼，就立刻被贝齐小姐发现了。当时，贝齐小姐正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一见到他，没等他开溜，就猛扑上去将他抓住。他还说，当时楼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贝齐小姐抓住他时，那声音刚好达到最大，显然贝齐小姐将他当成了过剩的焦躁情绪的宣泄对象—由此可见，贝齐小姐耳朵里的棉花并没有将声音阻挡在外。他还说，贝齐小姐揪着他的领子，拽着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就像他服用了太多鸦片酊一样[16]）。她还边拖边摇晃他，扯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衬衫，捂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那是他的耳朵还是她自己的，还用别的手段折腾他、虐待他。他的这番描述，部分得到了他姑母的证实，因为他姑母十二点半见到他的时候，我姨婆刚放开他不久，据说他的脸红得就跟我出生时一样。
性情温和的奇利普先生即便真有记仇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会心怀怨恨。他刚闲下来，就侧身走进客厅，用最恭顺的态度对我姨婆说：“呃，夫人，我很高兴可以向您道喜。”
“道什么喜？”姨婆厉声问。
见我姨婆如此疾言厉色，奇利普先生又慌张起来。于是他朝我姨婆微鞠一躬，又挤出一丝微笑，希望借此抚慰她的情绪。
“真是没救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姨婆不耐烦地叫道，“哑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