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我扩大了交际圈
这种生活我过了大概一个月，木腿男人就开始提着拖布和水桶咚咚咚地四处转悠了。我由此推断，他在准备迎接克里克尔先生和学生返校。我猜得没错，因为不久拖布就伸进了教室，把我和梅尔先生赶了出去。有好几天，我们能待在哪儿就待在哪儿，能怎么凑合过就怎么凑合过。这期间，两三个几乎从未露面的女人也来了，我们常常会妨碍人家干活儿。我们一直在被飞扬的尘土包围，害得我老打喷嚏，仿佛塞勒姆学校就是个巨大的鼻烟盒。
一天，梅尔先生告诉我，克里克尔先生当天晚上就会回到学校。傍晚用过茶点，我听说他已经回来了。睡觉以前，木腿男人就来带我去见他。
克里克尔先生在学校里的住处比我们的舒服多了。他有一个令人惬意的小花园。看惯尘土飞扬的运动场之后再看这个花园，简直令人心旷神怡。那个运动场就是一片微型沙漠，除了双峰驼或单峰驼，没有谁会在那里感觉惬意。我战战兢兢地去见克里克尔先生，发觉走的过道也很舒适，但对我来说，似乎有这种感觉也是胆大包天。我被带进房间，来到克里克尔先生面前。因为过于局促不安，我竟然连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她们都在客厅）都没看见，也没留意别的什么东西，眼中只有克里克尔先生一人。他是一位胖乎乎的绅士，表链上挂着许多印章[1]。他坐在扶手椅里，身旁放着一个玻璃酒杯和一个酒瓶。
“啊！”克里克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位需要锉锉牙齿的年轻先生吧！把他转过去。”
木腿男人把我转过去，让牌子正对着克里克尔先生。等木腿男人好好端详一番后，木腿男人又把我转过来，面对克里克尔先生，自己则站在他身旁。克里克尔先生脸庞通红，小小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额头青筋暴起，鼻子很小，下巴很大。他秃了顶，只剩些稀稀拉拉、刚开始变白的头发，看上去湿漉漉的，从两鬓往中间梳，交叉着盖在额头上。但他整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声音嘶哑低沉，就像在说悄悄话。因为他说话相当费劲，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说话太虚弱，所以他一开口，那本就愤怒的表情便显得愈发愤怒，暴起的青筋也胀得愈发粗大。如今回想起来，我把这当成他的主要特征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嗯，”克里克尔先生道，“关于这个学生的情况，有什么需要报告的吗？”
“他还没犯什么错，”木腿男人答道，“他还没得到机会哩。”
我觉得克里克尔先生听到这话大失所望，但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我这时才瞥见她们，她们全都身材苗条，寡言少语）并没有失望。
“过来！”克里克尔先生冲我招手道。
“过来！”木腿男人说，也跟着招了招手。
“我有幸认识你的继父，”克里克尔先生一把揪住我的耳朵，低声说，“他是一个可敬的人，性格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吗？嗯？”克里克尔先生说，开玩笑似的狠狠揪了下我的耳朵。
“还不了解，先生。”我说，疼得直往后缩。
“还不了解？嗯？”克里克尔先生重复道，“但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嗯？”
“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嗯？”木腿男人重复道。后来我发现，克里克尔先生跟学生说话的时候，木腿男人往往会高声复述一遍，充当传话筒。
我吓得魂飞魄散，说如果他高兴，我也希望很快了解他。对话期间，我都觉得耳朵火辣辣的—他揪得太用力了。
“我来告诉你我是什么人吧。”克里克尔先生低声说，总算松开了我的耳朵。但在松开之前，他死命拧了一把，疼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是鞑靼人[2]。”
“鞑靼人。”木腿男人说。
“我说要做什么，我就会去做什么。”克里克尔先生道，“我说让谁做什么，谁就要做什么。”
“—让谁做什么，谁就要做什么。”木腿男重复道。
“我性格坚定，”克里克尔先生说，“我就是这种人。我尽职尽责，我做的就是这种事。我的亲骨肉，”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克里克尔太太，“如果反抗我，那他就不是我的亲骨肉。我就会抛弃他。那个家伙，”他问木腿男人，“又来过没有？”
“没有。”木腿男人答道。
“没有？”克里克尔先生说，“他还算知趣。他了解我。就让他躲得远远的去吧。我说，让他躲得远远的去吧。”说着，克里克尔先生往桌子上一拍，盯着克里克尔太太，“因为他了解我。现在，你也开始了解我了，年轻的朋友。你可以走了。带他出去。”
听到他命令我离开，我很开心。因为克里克尔太太和小姐都在抹眼泪，我不仅为自己，也为她们感到难过。但我心里还有一个请求，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忍不住说了出来，真不知自己当时哪来的勇气：“对不起，先生—”
克里克尔先生低声说：“啊！你要干什么？”他灼热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仿佛要把我烧成灰一样。
“对不起，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可不可以—我真的为我做过的错事感到非常抱歉，先生—可不可以在学生返校之前，把我身上这块牌子摘下来—”
话音未落，克里克尔先生便嗖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是真想打我，还是只想吓唬我，我不得而知。反正我不等木腿男人带路，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自己的寝室。发现没人追我，我便上床睡觉，因为就寝时间已经到了。我躺在**哆嗦了两三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夏普先生回来了。他是教学主任，地位比梅尔先生高。梅尔先生跟学生一起用餐，而夏普先生同克里克尔先生共进午餐和晚餐。我觉得这位先生看上去无精打采，弱不禁风。他鼻子很大，脑袋总是偏向一边，仿佛太重，抬不起来似的。他的头发非常光滑卷曲，但头一个返校的学生告诉我，那是假发（而且还是二手的，那个学生说）。夏普先生每个礼拜六下午都要出去烫发。
向我提供这份情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汤米·特拉德尔斯。他是头一个返校的学生。他自我介绍时说，我可以在大门右上角的顶闩上方找到他的名字。于是我说：“特拉德尔斯？”他回答：“不错。”然后，他就要我把我自己和我家的情况详细说给他听。
对我来说，特拉德尔斯第一个返校实属幸事。他太喜欢我那块牌子了。每个学生，无论大小，只要一返校，他就会立刻这样介绍我：“快看！多好笑啊！”如此一来，我也不必为该藏牌子还是亮牌子左右为难了。还有一件事值得庆幸，大部分返校的学生垂头丧气，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热衷于取笑我。确实有些学生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一样围着我跳舞，其中大多数还经不住**，把我当成一条狗，一边拍我摸我，以免我咬他们，一边说：“躺下！”还给我起了个狗名，叫“大壮”。在如此多陌生人中间，这自然使我不知所措，流了不少眼泪，但总的来说，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然而，直到詹·斯蒂尔福思返校之后，我才算是正式入了学。他以见多识广著称，长相十分英俊，至少大我六岁。我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就像见到了治安法官一样。在运动场上的一个棚子底下，他询问了我受罚的详情，然后乐呵呵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这“简直是胡闹”。就因为这句话，我从此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你有多少钱，科波菲尔？”他用那几个字对我的事下了结论之后，同我并肩而行时问道。
我告诉他，我有七先令。
“你最好把钱交给我来保管。”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这样做。不愿意的话就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