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没错，夫人。”
“米考伯先生眼下遇到的困难都快把他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真不知道他能不能熬过去。我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真不明白我这会儿用的‘困难’这词儿是什么意思。不过，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呀—就像爸爸常说的那样。”
米考伯先生曾经当过海军军官，这究竟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的，还是出自我自己的幻想，我已经无法确定。我只知道，我至今依然相信他曾当过海军，却不知为何会有此认识。当时他给五花八门的商家跑买卖，恐怕也没赚几个钱，甚至一个子儿都没赚到。
一路上，米考伯先生嘱咐我记住街道的名字和拐角房子的形状。（第158页）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债主不肯放宽期限，”米考伯太太说，“那他们就必须承担后果，而越早了结这事越好。石头里是榨不出血来的，如今米考伯先生身上也榨不出还债的钱，更别提打官司的钱了。”
我一直不明白，是见我这么早就独立生活，导致米考伯太太弄错了我的年纪，还是她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件事，要是没人跟她交谈，她甚至都会对着那对双胞胎念叨，反正我们刚一见面，她就跟我呶呶不休地说了一通。从那之后，她跟我说话一直都是这种风格。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尽力帮忙，我也毫不怀疑她确实尽过力。临街大门正中覆盖着一大块铜牌，上面刻着“米考伯太太的年轻女子寄宿学校”的字样，但我从没见过任何年轻女子来这里上学，也没见过任何年轻女子造访过这里，或者提出过要来，也没见过米考伯太太做过什么准备接待哪个年轻女子。据我的所见所闻，来这里的就只有债主。他们往往不分昼夜，随时光临，有些还特别凶。有一个满脸污垢的人，我猜他是个鞋匠，总是早上七点就挤进过道，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喊：“下来吧！你还没出门呢，你自个儿明白！快还钱，行不？你躲着也没用，你自个儿明白。那太丢人了。我要是你，就不会干这么丢人的事儿。快还钱，听见没？下来！”冷嘲热讽了一阵，不见任何反应，他气得火冒三丈，连珠炮似的抛出“骗子”“强盗”之类的字眼。见这样叫骂也不管用，他有时就会走极端，跑到街对面，冲着三楼窗户—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就在那儿—大喊大叫。每当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就会悲从中来，羞愧难当，甚至会抓起刮胡刀往自己身上比画（有一次，我听见米考伯太太失声尖叫，接着就看到了这幅画面）。但半个小时不到，他就又不辞辛劳地擦亮靴子，哼着小调出门了，那样子比以往更加风度翩翩。米考伯太太也同样能屈能伸。我曾见她三点钟时因为纳不起国家的税款急得晕过去，但四点钟又见她吃起了裹面包屑炸的羊排，喝起了温麦芽啤酒（这些是当掉两把茶匙后买来的）。有一次，变卖财产还债的法庭命令刚被强制执行，我碰巧那天六点就提早回来了，只见米考伯太太躺在炉栅前（当然抱着那对双胞胎），披头散发，不省人事。但就在当天晚上，她却在厨房火炉前一边吃小牛排，一边给我讲述她爸爸妈妈和他们当年交往的朋友的故事，我从没见过她如此开心。
我的空闲时间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和这家人一起度过的。我独享一便士面包和一便士牛奶的早餐，这都是我自己买的。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一小块干酪存放在特定橱柜的特定一层，等晚上回家时当夜宵。我很清楚，我每个礼拜六七个先令的收入，光吃饭就得花费不少。我整个白天都在仓库干活儿，整个礼拜都得靠那点儿钱过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对老天发誓，从礼拜一早上到礼拜六晚上，我不记得有任何人给过我任何建议、忠告、鼓励、安慰、帮助和支持！
我那时太年轻，太幼稚，太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我怎么可能不是那样呢？因此，早晨去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的路上，看到摆在点心店门口半价出售的隔夜糕点，我常常忍不住将本该用来买午餐的钱花在了这里。如此一来，我就只能不吃午餐，要不然就是买一个小圆面包或一片布丁充饥。我记得当时有两家布丁店，我会根据自己手头的松紧情况选择光顾哪家。一家在圣马丁教堂附近的短街上—就在教堂后面—如今已经迁走了。那家店的布丁里有无核葡萄干，相当特别，但价格昂贵，两便士一个，却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大。另一家店卖好吃的普通布丁，坐落在斯特兰德街，也就是在后来拆掉重建的那一带。那家店的布丁大而发白，沉甸甸、松垮垮的，里边稀稀落落地掺了些扁扁的大葡萄干。这家店的布丁，每天都在我吃午餐的时候热腾腾出炉，所以我常吃这种东西当午餐。如果我想吃得正式点儿，丰盛点儿，就会吃一条五香辣味干腊肠和一便士面包，或者去小饭馆里吃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要不然就去仓库对面一家又破又旧的酒馆吃一碟面包和干酪，再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馆的名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下夹着早上从家里带来的面包—面包被纸包着，就像一本书—前往德鲁里巷附近一家有名的“时髦牛肉”[3]店，点了一“小盘”那种佳肴，就着面包吃了下去。见到我这个古怪的小鬼独自跑进来吃饭，侍者会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直勾勾地瞪着我吃饭的样子，他还叫了另一个侍者来看。我单独给了他半便士小费，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我记得，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吃茶点。钱够的时候，我就会买半品脱冲好的咖啡和一片黄油面包。要是没钱，我就会去舰队街的野味店看看，解解眼馋；或者在这段时间溜达到考文特花园市场，盯着菠萝发呆。我很喜欢在阿德尔菲一带转悠，因为那是个神秘的地方，有许多阴暗的拱顶。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这种拱顶里钻出来，来到河边的一家酒馆。酒馆前面有一片空地，几个煤炭装卸工正在那里跳舞。我在一条凳子上坐下看着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还是个孩子，又那么小，每次我进入一家陌生酒馆的柜台，叫一杯麦芽啤酒或黑啤酒，润润吃完午餐后的喉咙，他们都不敢卖给我。我记得，一个闷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馆的柜台，对老板说：“你们这里最好的—最最好的—麦芽啤酒多少钱一杯？”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了，也许是我的生日吧。
“两便士半，”老板说，“可以买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啤酒。”
“好吧，”我掏出钱说，“那就请给我来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啤酒，泡沫要多点儿。”
老板隔着柜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脸上浮现出古怪的微笑。他没有倒酒，却扭头朝屏风后面的太太说了些什么。老板娘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针线活儿，同他一起打量我。我们三人站在那里的画面此刻又浮现在我眼前。老板只穿着衬衫，未穿外衣，靠在柜台的窗框上；老板娘从柜台的半截小门上方瞧着我；我则站在柜台外边，不知所措地仰脸看着他们。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住哪里，做什么工作，怎样到这里来的。为了不牵连到什么人，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恐怕都是编造的。他们给了我麦芽啤酒，但我怀疑那并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啤酒。老板娘打开柜台的半截小门，弯下腰，把酒钱还给我，还半是赞赏半是同情地吻了我一下。但我相信，那一吻饱含着女性的温柔和善良。
我知道，我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夸大自己经济上的拮据或生活上的艰难。我记得，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昆尼恩先生给我一先令，我就会拿它买午餐或茶点。我记得，我是个衣衫褴褛的小孩，跟普通大人和孩子一块儿从早干到晚。我记得，我饥肠辘辘地在街上游**。我知道，若不是上帝怜悯，就凭我受到的那点儿照顾，我很容易就会变成小强盗、小流氓。
老板隔着柜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脸上浮现出古怪的微笑。（第162页）
但是，我在默德斯通和格林比公司多少也有点儿地位。昆尼恩先生不是细心之人，工作又忙，还要跟我这个反常的孩子打交道，但他还是尽可能将我同其他人区别对待。不过，我从未向任何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讲述我为何来到这里，也从未透露我沦落至此是多么难过。除了我自己，谁都不知道我是在默默忍受痛苦，忍受剧烈的痛苦。如前所述，我完全无法描述这份痛苦有多大。我保守秘密，埋头干活儿。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如果我干得不如别人好，就免不了遭人侮辱和藐视。没过多久，我干起活儿来就至少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迅捷、熟练了。虽然我跟他们非常熟络，但我的行为举止却同他们相差甚远，所以我同他们之间多少还是有些隔阂。他们和那些大人总叫我“小绅士”，或者“小萨福克人”。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的装箱工工头，还有一个名叫蒂普、穿红夹克的车夫，他们有时候叫我“大卫”。不过，我认为那多半是在我们说知心话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干着活儿、我努力讲故事逗他们开心的时候。那些故事是我从前读过的，现在都快忘得差不多了。有一次，“粉土豆”跳出来反对我的特殊地位，但当即就被米克·沃克制服了。
我认为，要摆脱这种生活是全无希望的，于是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我现在可以郑重地说，我没有一刻屈从于那种生活，也没有一刻不感到痛苦悲伤。但我全忍了下来，就连在给佩戈蒂的信中（尽管我们频繁通信），也从未透露过实情，一来是出于对她的爱，二来是因为心中有愧。
米考伯先生的经济困难令我愈发愁苦。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渐渐对这家人产生了深深的感情。我四处闲逛的时候，脑子里想着米考伯太太的种种筹款方法，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沉重债务。礼拜六晚上是我最享受的时光—一是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可以往商店里张望，盘算这笔钱能买些什么，心里别提多快乐了；二是因为，礼拜六晚上可以早早回家—米考伯太太会向我倾吐最令人心碎的秘密。礼拜天早晨，我把头天晚上买来的茶或咖啡在一只小剃须杯里冲好，坐下来吃一顿过了钟点的早餐，这时米考伯太太又会跟我掏心掏肺地念叨。礼拜六晚上的谈话一开始，米考伯先生总会失声痛哭，而谈话快结束时，他又会唱起“杰克爱的是漂亮的小南”[4]，这种事我已司空见惯。我记得，他回家吃夜宵时泪流满面，说自己只有蹲监狱一条出路了。但到睡觉的时候，他又在盘算“如果哪天时来运转”—这是他的口头禅—给房子弄个凸肚窗得花多少钱。米考伯太太也是这种性格的人。
尽管年龄悬殊到可笑，我同这家人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平等友好关系。我猜，这是我们各自的境遇使然，所以我从不接受他们的邀请同他们吃吃喝喝，却由他们掏腰包（因为我知道，他们跟肉铺和面包铺闹得很僵，常常自己都吃不饱）。直到米考伯太太完全信任我，对我吐露了最大的秘密，我才不再坚持。这件事发生在某天晚上，经过是这样的：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不拿你当外人，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米考伯先生就要大难临头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非常难过，万分同情地望着米考伯太太哭红的眼睛。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硬皮—这可不适合给孩子们吃—”米考伯太太说，“食物储藏室真的啥都不剩了。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说惯了‘食物储藏室’这个词，所以就脱口而出了。我想说的是，家里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天哪！”我忧心忡忡地说。
我口袋里还剩两三个先令，这礼拜的工钱—由此推断，我们这番谈话发生在礼拜三晚上—我连忙掏出那些钱，衷心恳求米考伯太太收下，就当是我借给她的。但那位太太一面吻我，一面叫我把钱收回口袋，说这种事她想都不能想。
“不，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你年纪虽小，却很懂事。如果你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帮我另外一个忙。我可以接受你帮我这个忙，还会对你感激不尽。”
我请米考伯太太直言相告。
“家里的那只银餐盘，我已经卖掉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还有一对糖匙，我都分批偷偷拿出去抵押了。但是，这对双胞胎是个大包袱，而且一想到爸爸妈妈，我就为这种交易感到心如刀割。我们还剩几件小东西可以卖。米考伯先生本就心情沉痛，是决不肯亲自拿去卖的。而克莉克特—”她指的是救济院来的那个女孩，“是个粗俗的家伙，要是把这种机密的事交给她去办，她肯定会胡作非为，让我们头痛的。所以，科波菲尔少爷，我想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