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他说，脸上痛得不得不用手捂住，“恐怕这由不得你。你这样做，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我曾多次表示对你的鄙视，”我说，“刚才我更明确地表示了这种鄙视。为什么我要害怕你对周围的人做尽坏事？除了这个，你还会干什么？”
他完全了解，我在暗示，我过去同他打交道时之所以屡屡忍让，是因为有所顾忌。要不是那天晚上阿格尼丝给了我保证，我觉得我也许不会打他这记耳光，也不会给他这个暗示。现在我已经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我们沉默了半晌。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变幻着各种丑陋的颜色。
“科波菲尔，”他说，把手从脸上拿开，“你一向跟我作对。我知道，在威克菲尔德先生家的时候，你就总跟我作对。”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随你的便。”我说，依然怒火中烧，“就算我跟你作对了，那也是因为你根本不值得尊重。”
“可我一直喜欢你呀，科波菲尔！”他回应道。
我不屑搭理他，拿起帽子就要去睡觉。他却挡住我的路，不让我出门。
“科波菲尔，”他说，“架嘛，要两个人才吵得起来。我才不想跟你吵架呢。”
“你去死吧！”我说。
“别这么说嘛！”他回应道，“我知道，你过后会后悔的。你怎么能表现得如此气急败坏，连我都不如呢？不过，我原谅你了。”
“你原谅我了！”我轻蔑地重复道。
“没错，我原谅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乌利亚回应道，“想想看，你竟然打了我，打了一个一个向来把你当朋友的人！不过，架要两个人才吵得起来，而我不想跟你吵架。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要跟你做朋友。这下你可以预料将来会是什么情况了吧。”
“你知道，科波菲尔，”他凑到我耳边说（我没有回头），“你这次不占理。”我觉得他说得没错，于是更加恼怒，“你不能把这种举动称为勇敢，也不能阻止我原谅你。我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我下决心要原谅你。可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对一个你明知道多么卑贱的人动手！”
我只是觉得，我没有他那样卑鄙罢了。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如果他反驳我，或者公开惹我生气了，那我反倒会觉得轻松，认为自己的行为无可指责。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把我放在文火上慢慢烤，让我痛苦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教堂敲响了晨钟，他正和他母亲散步。他若无其事地跟我打招呼，我也不得不回应。我打他那巴掌下手很重，估计打得他都牙痛了。不管怎样，他的脸被黑丝帕包裹起来，头上戴着帽子，那副尊荣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善。我听说，礼拜一早上他到伦敦看牙医，拔了一颗牙。我真希望那是一颗大牙。
博士传出话来，说他身体不适，在威克菲尔德父女做客期间，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着。阿格尼丝和她父亲走了一礼拜后，我们才恢复日常工作。在恢复工作的前一天，博士亲手交给我一封短笺，折好了，但没有封口。信是写给我的，用几句亲切的话告诫我，永远不要提那天晚上的事。我只是偷偷对姨婆说过，此外再没告诉别人。这种事当然不能跟阿格尼丝讨论，阿格尼丝肯定也没有怀疑当晚出了什么事。
我相信，斯特朗太太也并未觉察哪里不对劲。几个礼拜过去了，我才在她身上看到些微变化。这变化来得很慢，就像无风时缓缓飘动的云彩。起初，她好像不明白为什么博士跟她说话时那样饱含温柔与怜悯，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希望她母亲来陪她，以免生活单调乏味。我们工作的时候，她坐在一旁，我常看见她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儿，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表情望着他。后来，我有时看见她站起身，眼含热泪走出屋子。不快的阴影渐渐笼罩了她美丽的容颜，而且一天比一天深。那时候，马克尔哈姆太太是博士家的常客，可她只是没完没了地絮叨，对女儿的变化却浑然不觉。
此后，我有时觉得她好像要说什么，甚至在没有旁人的时候要同我说什么，但她从未开口。博士总是让她跟母亲一起出门参加各种新的娱乐活动。马克尔哈姆太太非常喜欢娱乐，对其他事很容易感到厌烦，因此总是兴致勃勃去寻欢作乐，回来了还大加赞赏。但安妮总是无精打采、郁郁寡欢，母亲带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似乎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我不知如何是好，姨婆也一筹莫展。为了这件事，她不知多少次在房间里忐忑不安地踱来踱去，加起来肯定已经走了上百英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能进入博士家庭不幸的秘密禁区，给夫妻双方带去真正慰藉的人，竟然是迪克先生。
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想法，或者他观察到了什么，我都无法解释。我敢说，他也无法帮我解释。不过，我在讲述学生时代的那部分经历时就说过，他对博士怀有无限的崇敬。而真正的依恋，即使是低等动物对人的依恋，也包含一种令最高智慧都相形见绌的微妙洞察力。于是，一道明亮的真相之光，直射进迪克先生的心神之中—如果我可以用“心神”这个词的话。
在大部分闲暇时光里，他已经骄傲地重新享受起同博士在花园散步的特权，就像过去在坎特伯雷的“博士步道”上常做的那样。但事态刚发展到这一步，他就将所有空闲时间（他还早早起床，以增加散步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如果说，从前博士对他宣读那部杰作，就是那本词典的时候，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那现在博士如果不把词典手稿从口袋里掏出来开始宣读，他就会痛苦万分。我和博士工作的时候，他就和斯特朗太太一起散步，帮她修剪心爱的花儿，拔掉花圃里的杂草，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我敢说，他一个小时也说不出几句话，但他平静的关注目光和充满渴望的面庞，立即在博士夫妻心中引起了共鸣。他们知道对方喜欢迪克先生，迪克先生也仰慕他们，于是他成了博士夫妇二人之间无可替代的纽带。
他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智慧，与博士一起踱来踱去，被词典中艰深的词语所折磨，却乐在其中；他手提大喷壶，跟在安妮身后，跪下去，戴上爪子一样的手套，在细小的叶子中间耐心细致地工作；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表达了要与她做朋友的愿望，其细腻微妙的程度，是任何哲学家都无法做到的；他从喷壶的每个孔里喷出的都是同情、信任和关爱；他从未痛苦地迷失心智，从未把那个倒霉的国王查理一世带进花园，从未动摇他想为他们效力的心意；他知道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并一心想加以纠正—每当我想到这一切，想到他精神不正常都能做到这些，而我用尽全力也没做到，我不禁羞愧万分。
结束这一章之前，我还要说一件事。威克菲尔德父女在博士家做客期间，我注意到，邮差每天早晨都会给乌利亚·希普送两三封信，因为工作不忙，他在海格特一直住到别人都走了才离开。这些信的信封上都是米考伯先生的工整字迹，他现在学会了法律界常用的正楷圆体字。从这些细节我可以推断，米考伯先生干得挺不错。不料就在此时，我收到了他那位和蔼太太的一封信，不由得大吃一惊。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你收到这封信，一定会觉得惊讶。看到信的内容，你一定会更加惊讶。看到我请求你务必保守秘密，你一定会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的。但是，我身为人妻、人母的感情需要慰藉，因为我不愿意跟我娘家人商量（米考伯先生早就对他们厌恶透顶），除了你这位朋友和旧房客，我真不知道该向谁求教。
你也许知道，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和米考伯先生（我永远不会抛弃他）之间，一直保持着相互信任的精神。米考伯先生也许会偶尔不跟我商量就签发期票，或者在还债期限上欺骗我。这种事确实发生过。不过，一般来说，米考伯先生没有什么秘密不告诉他最心爱的人—我是指他的妻子—每天就寝时，他总会把当天的事对我复述一遍。
你可以想象，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当我告诉你米考伯先生完全变了的时候，我是多么痛苦。他变得沉默寡言、鬼鬼祟祟。他的生活，对与他同甘共苦的伴侣来说—我又是指他的妻子—变得神秘莫测了。我向你保证，除了知道他从早到晚都待在事务所，我对他的情况还不如对那个往南走的男子了解得多，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常讲的故事中那个吃凉李子粥的人[2]。我不过是以这个流行的荒谬故事说明事实罢了。
这还没完。米考伯先生变得更阴沉、更严厉了。他跟我们的大儿子和大女儿都疏远了，不再为双胞胎感到骄傲，甚至对刚刚成为我们家人的那个陌生小家伙冷眼相待。那小家伙可没有招谁惹谁呀！我们的日常开支，已经省得不能再省，就连这点儿钱，找他要都千难万难。他甚至吓唬我们，说要把自己了结了—这是他的原话—而他又坚决不肯对这种令人心烦意乱的行为做任何解释。
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叫人伤心欲绝。你很了解我能力微薄，如果你肯指教我，在这非比寻常的困境之中，你觉得我该如何尽力才好，那你就是在多次帮助我之后，再次友善地施恩于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孩子们向你问好，那个幸好还不懂事的家庭新成员也向你微笑。
埃玛·米考伯
坎特伯雷，礼拜一晚
对米考伯太太这样一位经历坎坷的妻子，除了劝她用耐心和善意赢回米考伯先生（我知道她无论如何都会这样做的）之外，别的建议都不妥当。不过，这封信倒是勾起了我对米考伯先生的深深思念。
[1]英国当时中上阶层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订婚，一般是禁止私下通信的，所以阿格尼丝会给朵拉写信，而不是直接给“大卫”写信。
[2]出自当时的一首童谣《月亮上的人》，说月亮上有人掉下来，往南方的诺里奇走，吃凉李子粥却烫伤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