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德尔斯耸耸肩膀，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我早料到他会如此，也就不以为怪。毕竟，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类似的荒唐事，我早就司空见惯。我们定好了参观的时间，当晚我便回信告知了克里克尔先生。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想就是第二天，但那无所谓—特拉德尔斯和我一起，前往克里克尔先生掌权的监狱。那是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建筑物，造价高昂。走向监狱大门的时候，我不禁想，如果有个不明真相的人提议，用建造监狱的一半经费为年轻人建一座工艺学校，或者为应受照顾的老人盖一所养老院，不知会在这个国家里引发怎样的**啊！
在一间气势恢宏、足以充当巴别塔底层的办公室里，我们被引见给我们的老校长。当时屋里除了他，还有两三个忙碌的治安法官，以及他们带来的几个参观者。他接待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过往的岁月中，他不仅塑造了我的思想，而且一直就对我疼爱备至。我把特拉德尔斯介绍给他的时候，克里克尔先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态度，只不过比对我略逊一筹，仿佛他一直都是特拉德尔斯的导师、哲人和朋友。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师比从前老了许多，容貌却没有变得更好看。他的脸还是同从前一样红，眼睛仍然那样小，但陷得更深了。我记忆中稀疏湿润的白发所剩无几，秃头上涨起的青筋看上去也没有更顺眼。
从这几位绅士的谈话中，我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世上除了不惜代价为犯人谋求最大舒适，就不应该再关心别的事；在狱门以外的广阔世界中，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听完这番高论，我们就开始参观。当时正值正餐时间，我们首先来到宽敞的厨房，那里正把每个囚犯的饭菜一份份摆放出来（然后送到每个囚犯的牢房中），像钟表一样准时、精确。我把特拉德尔斯拉到一边说，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这些丰盛的美味佳肴，同士兵、水手、劳工，以及广大诚实劳动者—且不说乞丐—所吃的饭菜之间，简直存在霄壤之别；后者当中，五百个人里都找不出一个吃得有前者的一半好。但我听说，他们这种“制度”就要求高标准的生活。总而言之，我发现，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制度问题，无论是在吃饭问题上，还是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这种“制度”都杜绝了一切怀疑，消除了一切异常。似乎没有人想到，除了这个制度，还有别的制度可以考虑。
我们穿过那些宏伟的过道时，我问克里克尔先生和他的朋友，这种支配一切、凌驾一切的制度，其主要优点是什么？我发现答案就是：囚犯完全与外界隔绝—这样一来，每个被监禁在这里的人都不知道别人的情况；囚犯会恢复健康的精神状态，从而真诚地悔过自新。
接着，我们开始到单人牢房去探访囚犯，走过牢房所在的过道，听他们解释囚犯如何去小教堂做礼拜。这时我突然觉得，囚犯很可能彼此非常熟悉，他们之间很可能有一套十分完备的交流系统。我相信，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不过，当时即便含蓄地表示质疑，也是对那种制度的彻底亵渎，所以我只好尽量努力寻找囚犯悔过自新的证据。
在这一点上，我也疑虑重重。我发现，悔罪的形式，就像裁缝店橱窗里的外套和背心的样式一样千篇一律。我发现，大量的坦白不仅性质雷同，就连遣词造句也几乎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尤其可疑）。我发现，有许多狐狸因为够不到葡萄就大肆贬低整个葡萄园；但我也发现，在够得着葡萄的狐狸当中，也没有几只是可以相信的。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最擅长坦白的人是最受瞩目的对象；他们的自负、他们的虚荣、他们对刺激的需求、他们对欺骗的爱好（其中许多人的履历表明，他们对欺骗的爱好已达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坦白，并从中得到满足。
然而，在我们来回探访的过程中，我不断听见有人提到二十七号罪犯，他在这里广受欢迎，似乎真是个模范囚犯，于是我决定对上面的问题暂不下结论，先去会会这个二十七号。我知道，二十八号也是一颗不寻常的明星，但不幸的是，在二十七号的耀眼光辉下，他的光彩就相对暗淡了些。我听了关于二十七号的很多事，说他总是虔诚地告诫身旁的每一个人，还说他经常给母亲写措辞优美的书信（他好像认为母亲处境十分艰难），以至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到此人。
我还得再忍耐一阵子，因为得把二十七号留作最后上演的大戏。不过，我们终于来到他的牢房门外。克里克尔先生从门上的小孔向里面一瞅，然后带着无比钦佩的态度向我们报告说，二十七号正在读《赞美诗集》。
大家立刻纷纷将脑袋凑过来，要看看二十七号读《赞美诗集》，小孔前立刻塞满了六七层脑袋。为了解决这种不便，给我们一个机会同心思纯洁的二十七号交谈，克里克尔先生吩咐打开牢门，把二十七号请进过道。门打开后，二十七号走了出来。特拉德尔斯和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因为我们看到，那位改过自新的二十七号不是别人，正是乌利亚·希普！
他马上就认出了我们，一面向外走，一面说—仍然像从前那样扭动着身子—
“你好吗，科波菲尔先生？你好吗，特拉德尔斯先生？”
他这样跟我们打招呼，引起在场所有人的羡慕。我倒觉得大家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他竟然放下了架子同我们寒暄。
“喂，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带着惋惜又钦佩的语气说，“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我很卑贱，先生！”乌利亚·希普答道。
“你永远是卑贱的，二十七号。”克里克尔先生说。
这时，另一位绅士急不可耐地问道：“你觉得还舒服吗？”
“是的，谢谢你，先生！”乌利亚·希普看着说话者的方向说，“我在这里比在外面任何时候都舒服多了。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干的蠢事了，先生。这就是我觉得舒服的原因。”
好几位绅士都大受感动。第三个提问者挤到前排，无比动情地问：“你觉得这里的牛肉怎么样？”
“谢谢你的关心，先生。”乌利亚朝这位说话者的方向看去，说道，“昨天的牛肉做得比我期望的硬了些，但忍耐是我的义务。我干过蠢事，先生们，”乌利亚说，带着温顺的微笑扫视了四周，“我应该毫无怨言地忍受自己造成的恶果。”
人群中嗡嗡低语了一阵，一半是对二十七号崇高精神境界的赞赏，一半是对伙食承包商的愤慨，因为他竟然遭到了二十七号的抱怨（克里克尔先生当即将这一抱怨记录下来）。议论声平息之后，二十七号站在我们中间，仿佛觉得自己是一座备受赞誉的博物馆里最重要的展品。为了让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沐浴在更明亮的光辉中，有人下令将二十八号也放了出来。
我早就惊愕不已了，所以，当利蒂默先生手捧《圣经》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的只是一种无所谓的惊讶。
“二十八号，”一位戴眼镜的绅士说，他之前还未开过口，“我的好朋友，你上礼拜抱怨过可可茶不好喝，后来怎么样了？”
“谢谢你，先生。”利蒂默先生说，“后来可可茶好喝点了。如果我可以冒昧说一句的话，先生，我觉得跟可可一块儿煮的牛奶不够纯。我知道，先生，伦敦卖的牛奶掺假太多了，要买到如假包换的真货太难了。”
在我看来，那位戴眼镜的绅士支持他的二十八号对抗克里克尔先生的二十七号，因为他们各自手里抓着一个自己的人。
“你的心情怎么样，二十八号？”戴眼镜的发问者说。
“谢谢你，先生。”利蒂默答道，“我现在认识到我干的蠢事了，先生。我一想到过去伙伴犯下的罪过，心里就非常不安，先生。不过，我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你自己很快活吧？”发问者点头鼓励道。
“非常感谢你，先生，”利蒂默先生答道，“我十分快活。”
“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发问者道，“要是有，就说出来吧，二十八号。”
“先生，”利蒂默先生头也不抬地说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儿有一位先生过去就认识我。我把过去干的蠢事完全归咎于伺候年轻人时不动脑子，任凭他们带我屈从于自己的弱点，而全无抵抗之力。如果这位先生知道这一点，也许对他是有好处的，先生。我希望这位先生引以为戒，先生，也希望他不要因为我的大胆直言而生气。我这是为他好。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干了蠢事。我希望，他也能为自己参与的恶行和犯下的罪孽而忏悔。”
我看到好几位绅士用双手分别捂住了左右眼，好像刚刚走进教堂一样。
“这话说得太好了，二十八号，”那位发问者回应道，“我早该料到你会这样说。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先生，”利蒂默先生微微抬起眉毛，但没抬眼睛，答道，“曾有一个姑娘误入堕落放纵的歧途。我竭力挽救过她，先生，但没有成功。我请求那位绅士，如有可能，替我转告那个姑娘，说我已原谅她对我个人的恶行，同时恳求她改悔—要是那位绅士肯好心帮忙的话。”
“我毫不怀疑，二十八号，”发问者回应道，“你提到的那位绅士，听了你这番入情入理的话，一定会像我们大家一样深受感动。我们不再耽搁你了。”
“谢谢你，先生。”利蒂默说，“先生们，我祝各位日安，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也看到自己的罪恶，并改过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