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迪克先生满怀渴望地说，“要是我能尽点儿力，特拉德尔斯先生—要是我能敲敲鼓—或者吹吹喇叭什么的就好了！”
可怜的家伙！我毫不怀疑，他打心眼儿里更愿意干这种事，而不是别的。特拉德尔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耻笑别人的。他平静地答道：“可您的字写得很好呀，先生。是你告诉我的吧？科波菲尔。”
“写得好极了！”我说。事实确实如此，他的字写得十分工整。
“我要是能给您找一份写字的工作，先生，”特拉德尔斯说，“您觉得自己干得了吗？”
迪克先生犹豫不决地看着我。“呃，特罗特伍德？”
我摇摇头。迪克先生也摇摇头，叹口气。“对他讲一讲陈情书的事。”迪克先生说。
我对特拉德尔斯解释说，迪克先生很难把查理一世从他那份手稿里赶出去。我说话的时候，迪克先生一面非常恭敬严肃地看着特拉德尔斯，一面吮吸着大拇指。
“不过，我说的那些文件，你知道，都是已经写好了的。”特拉德尔斯想了一下，说道，“迪克先生根本不必动脑筋。这下就没什么障碍了，你说对吗？科波菲尔，不管怎么说，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特拉德尔斯和我到一旁商量了一会儿，而迪克先生坐在椅子上焦急地望着我们。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第二天就让他用这个办法开始工作，结果大获成功。
在白金汉街我的住所窗前的一张桌子上，我们铺开特拉德尔斯为迪克先生找到的工作—抄写一种有关通行权的法律文件，抄多少份我记不清了—在另一张桌子上，我们铺开那本未完成的伟大陈情书的最后一部分手稿。我们给迪克先生提出的要求是，他必须严格按照摆在他面前的原件抄写，不许有一星半点儿的差错。如果他觉得必须提一下查理一世，就得跑到陈情书那边去。我们告诫他，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遵守这条规矩，并留下姨婆监督他。后来，姨婆向我们报告说，他一开始就像一个敲打两面定音鼓的人那样，不断兼顾抄写和陈情书。不过，他发现这弄得他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而他要抄写的文件明明就摆在眼前，他不久便坐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抄起来，将陈情书留待将来方便的时候再写。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很注意保证他适度工作，以免有损健康，尽管他的工作并不是从一周的开头开始的，但到了礼拜六晚上，他已经挣了十先令九便士。我到死都不会忘记，他跑遍附近所有的商店，将这笔财富换成了六便士一枚的硬币；也不会忘记他眼中含着喜悦和自豪的泪水，把硬币在托盘里摆成心形献给姨婆。从他开始从事有用工作那一刻起，他就好像得到了魔法庇护一样。如果那个礼拜六晚上世上有幸福之人的话，那就是对我们感恩戴德的迪克先生了—他把姨婆视为世上最了不起的女人，把我看作世上最了不起的年轻人。
“现在咱们不会挨饿了，特罗特伍德。”迪克先生在角落里握着我的手说，“我来供养她，先生！”他边说边在空中挥动十根手指，就像那是十家银行一样。
我不知道特拉德尔斯和我究竟谁更高兴。“哎呀，”特拉德尔斯忽然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差点儿把米考伯先生给忘了！”
那封信（米考伯先生一逮住机会就会写信）是写给我的。信封上写着“烦请内殿律师学院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转交”。内容如下：
亲爱的科波菲尔：
你或许不会对我要通报的消息感到意外：我时来运转了。我先前似曾提及，我正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将在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岛国的某地方城镇安身（那里的人或从事农业，或担任神职，过得其乐融融），投身某种需要专门学问的职业。米考伯太太和我们的孩子将随我同往。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合葬于当地一座庄严建筑的附属墓地中。该地以此建筑闻名遐迩，其声名远播至中国和秘鲁。
我们在这座现代巴比伦饱经沧桑，但我相信我们从未丧失尊严。临别之际，我与米考伯太太都难掩惜别之情，因为我们将同与我们家庭生活的圣坛息息相关的某人分别。经此一别，也许多年后才能重逢，也许再无相聚之日。离别前夕，如果你能携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斯先生光临寒舍，互道珍重，便是对我莫大的恩惠。
你永远的朋友
威尔金斯·米考伯
得知米考伯先生摆脱了蓬头垢面的屈辱生活，终于真的时来运转了，我非常高兴。听特拉德尔斯说，信中邀请我们造访的时间就是当天晚上，我当即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一同动身前往米考伯先生以莫蒂默先生的化名租住的寓所，就在格雷律师学院路快到头的地方。
寓所的陈设十分简陋，我们发现那对双胞胎躺在起居室的一张折叠**，他们如今已经八九岁了。米考伯先生在一只盛洗脸水的大罐子里准备好了他最拿手的美味饮料，他管那叫“佳酿”。这一次，我还有幸同米考伯少爷叙旧。他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看样子很有出息，手脚总是停不下来。但在他这个年龄，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我还再次结识了他妹妹，米考伯小姐。米考伯先生对我们说：“她跟她妈妈长得一模一样，就像她妈妈在她身上浴火重生了似的。”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自己跟特拉德尔斯先生刚好碰上我们要迁居外地，难免有些微不便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我一面做得体的回答，一面打量了一圈屋内，只见所有家当都已打包，行李绝不算多。我向米考伯太太祝贺即将到来的乔迁之喜。
“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对于我们家的大情小事，你总是抱着友善的关心，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娘家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一走跟被流放了没什么两样，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身为贤妻良母，我决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
米考伯太太向特拉德尔斯投去祈求的目光，他热情地表示了赞同。
“这，”米考伯太太说，“这至少是我对我的责任的看法，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和特拉德尔斯先生。当年婚礼上，我跟着牧师立下了不可反悔的誓言：‘我埃玛愿嫁给你威尔金斯为妻。’然后我就担负起这一责任。昨天晚上，我还在微弱的烛光下重温了誓言。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永远不能抛弃米考伯先生。而且，”米考伯太太说，“虽然我对婚礼仪式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我决不会抛弃他！”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有点不耐烦地说，“我不觉得你会干出那种事。”
“我知道，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接着说，“我要去陌生人中间碰运气了；我也知道，虽然米考伯先生用最彬彬有礼的措辞写信给我娘家人，宣告迁居这件事，但他们全都对米考伯先生的信不理不睬。说真的，我也许有点迷信，”米考伯太太道，“但在我看来，米考伯先生写的那些信，绝大部分注定得不到任何回复。从我娘家人的沉默，我可以推测他们反对我做出的决定。但科波菲尔先生，我决不能因为我娘家人反对就抛弃责任、偏离正道呀！即便爸爸妈妈反对也不行，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我表达了我的意见，说她走对了方向。
“将自己关在一个有大教堂的城镇，”米考伯太太说，“这或许是一种牺牲。不过，科波菲尔先生，如果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对米考伯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来说，就是更大的牺牲了。”
“噢！你们要去一个有大教堂的城镇？”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