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旋即赶回项目小组，把那副担架送到有吉医院，当时有三名老练的刑警陪同。
“是这副担架没错，我们医院被偷走的就是这一副。”总务科长只看了一眼，当下断定道。
“怎么被偷走的？请您详细说明当时的情况。”刑警们掏出记事本准备抄录。
“这副担架跟其他担架就倚立在三楼病房入口处的墙边。”
总务科长说着，亲自带刑警来到那里。这家医院相当宽敞，外科病房设在三楼，与其他医院一样，病房旁边成了杂物堆放处，那副担架就靠墙而立。
“担架就立在这里，突然有人过来拿，然后扛在肩上抬走了。”总务科长指着通往医院后院的出口说道。
“扛在肩上抬走了？”一个刑警反问，“怎么知道的？有人看见吗？”
“有个看护看到的。是一名三十出头、身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子扛走的。因为他态度从容，看护以为他是工友。医院的员工很多，不见得每个人都认得。那名男子从后院绕到大门，把担架抬进在外面等候的出租车，然后就离开了。”
“是那个看护看到的吗？”
“不是，是另一个护士看到的。她看到那男子的态度很从容，便不觉得奇怪。过了十天以后，我们清查医院物品时才发现的。那副担架很老旧，所以没向警察通报失窃。”
刑警把这些供述记录下来，并画了一张草图，汇报给项目小组。
担架被偷走的那天，正是濑沼律师从东京车站被押走的前一天，也就是濑沼律师到大崎的田丸利市家里上香后被绑走的翌日。显而易见，绑匪一开始就计划偷走这副担架，准备用来搬抬濑沼律师离开东京车站。
“这么说，司机应该还记得那个抬担架上车的乘客吧。你们马上到市内的出租车行找人！”项目小组的主任下令道。
结果不到两天就查出来了。一名年轻司机果真记得那个抬担架坐车的乘客，立刻出面说道：“我记得那位乘客，是在那天下午两点左右，从神田三崎町上车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身穿白衬衫。长相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坐到龟泽町的有吉医院，我把车子开到大门口，他叫我等十分钟，然后下车。等不到十分钟，他就扛着一副担架从病房大楼走出来，再把担架斜放在驾驶座旁，自己也坐了进来，然后又叫我开回神田。我还以为他是那里的医务人员呢。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骏河台下停车，他便下了车。我拿到车费以后，离开前还回头看了他一下，只见他把担架立在地上，双手扶撑着站在那里，顶着炎热的阳光。看样子他好像在等其他车子。后来，我往银座的方向去了，就没有再注意他了。”
从这名司机的证词来看，那名男子打算在骏河台下换车。后来，刑警又查访过几家出租车行，却没有任何司机载过那名偷担架的乘客。
“看来他没有换搭出租车，而是坐上自用车的。”项目小组的主任这样分析，“他怕坐自用车去医院，可能会被记下车牌号，所以先坐出租车去，回程时在骏河台下下车，与人约好在那里换搭自用车。你们去打听一下，看那附近有没有目击者。”
然而，经过多方查访打听，数十名刑警仍然徒劳无功。别说没人看到他坐上自用车，连看到所谓身穿白衬衫、扛着担架的男子的人都没有。这附近车水马龙，又是商店街，大家都非常忙碌。
线索到此就中断了。
不过，侦查仍朝其他方向秘密进行。所谓秘密，就是不让报纸媒体知道警方的侦查进度。
最近的侦查尽量避开了新闻记者的盯梢。因为侦查进度若翔实地见诸报端，等于让嫌犯掌握警方的策略，对警方相当不利。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利用报纸，但多半都是弊多利少，徒增困扰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官方可以用各种理由封杀报纸的消息，现在的局势不同了。
所谓秘密展开侦查，便是从鉴识在新宿杀死田丸利市那把手枪的子弹着手。一发子弹射穿死者的腹部，卡在壁龛的柱子上；另一发穿过棉被卡在榻榻米里面。因为当时死者是仰躺，子弹是被凶手以枪塞进嘴巴射入的。
经过鉴识，那两发外壳发亮的铜质子弹，是由美制一九一一型四五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所击发的。项目小组为此大感震惊，因为这个型号的自动手枪，几乎是美国驻军发给士兵的随身武器。
问题是，嫌犯并不是美国士兵，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从与美军的关系来看，首先可以设想的是，与驻军有关的日籍工作人员，例如传译员。其实，许多品行不良的日籍传译员后来沦为了恶棍。他们朝这个方向缩小范围侦查，可惜没找到任何有力线索，这也需要极大的耐性与长期努力。
“美军士兵专用的手枪外流，不全然是驻军里工作的日本人所为。有些专门陪美军士兵上床的Only[1]和邦邦女郎[2]要求以手枪代替嫖妓费，再以五千或六千日元的低价，在黑市里卖给日本人。”
项目小组认为，那些Only和邦邦女郎大多聚集在立川基地附近，从那里也许可以找到线索，于是开始朝这个方向下功夫。
事件发生后，项目小组根据子弹鉴识出凶器为四五口径自动手枪，侦查工作都是凭着极大的耐性长期进行。不过，立川附近的妓女们，个个口风很紧，她们担心被卷入风波，被问到这个问题，便像石头般沉默。即使她们没卖过黑枪，平常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然不想逞口舌之快，以免惹来事端。
尽管如此，几个老练的刑警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撬开她们牢如牡蛎般的嘴巴。好在这些妓女彼此经常发生内讧，刑警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唆使她们互相检举，许多线索就是从那里找到的。
一般情况是，美军士兵以手枪代替嫖妓费交给妓女，妓女再把手枪交给自己的情夫或皮条客，以五六千日元的低价卖给街头流氓。那些流氓再以七八千日元的价格卖给专做驻军物资的黑市掮客，掮客把手枪转卖给第三者，此时价钱已经涨到一万日元了。
如此错综复杂的转卖过程，光凭四处打听、逐一追查，不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抓到妓女的情夫或黑市掮客，他们全推说不知道买主的姓名和地址，使得侦查工作到处碰壁。
然而，项目小组还是得撑下去，这是唯一有力的物证，只好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他们绝不让媒体得知消息，秉持着坚苦卓绝的精神，长期而秘密地展开侦查。
濑沼律师绑架案后，警方好不容易找到疑似犯案工具的担架，但是线索就此中断；连那批人分别在东海道沿线各站下车后的去向，也不得而知。项目小组正处于士气低迷和焦急的气氛中——这是每个进出警局的记者共同的印象。
夏末时分，正是外出散步的好时节。有个资深的E刑警带着有力消息回到了项目小组。自从发生枪杀案以来，已经过了相当时日。这个老刑警不畏日晒雨淋，每天守在立川基地附近打听消息。
“有个名叫真理子的妓女，今年二月左右，从一个黑人士兵那里弄到一把四五口径的柯尔特手枪。这消息是跟她闹翻的同居室友告诉我的。”E继续向主任报告，“我问过真理子，她倒是蛮干脆地说，已经把手枪交给一个叫阿安的皮条客。后来阿安变心爱上别的女人，令她非常火大。我曾经找过阿安这家伙，不过他已经洗手不干，不知去向了。”
听到这里，主任掠过一个念头，阿安会不会是枪击案的凶手？
“我仔细打听过阿安的长相。他才二十一二岁，戴着深度眼镜，个子矮小。”E刑警先否定了主任的疑惑说，“后来我向许多皮条客打听，看来阿安没什么朋友，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有人告诉我，今年四月左右，阿安跟一个黑人士兵打架，大腿还被打断。他毕竟是皮条客，很可能是因为嫖妓费跟对方起争执，并不是他洗手不干，而是因为受伤没办法继续吃那行饭吧。他究竟流浪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我想，他的新欢可能知情，便想直接去打听，可是那女人已经离开立川基地的老巢了。”刑警仔细地说明，“经过我四处查访，终于得知那女人已经搬到横须贺基地附近，于是我便去了趟横须贺。”
“在那里找到她了吗？”主任催促刑警赶紧往下说。
“找到了。我走得两腿发酸呢。见到她以后，我问阿安的下落，她说阿安的腿被打断了，目前正住院治疗。她又说，他住在东京墨田区龟泽町的有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