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时候，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走走私，经经商，合资开个茶楼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却苦了国家，每年向辽、西夏交岁币也就罢了，还要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按月发饷，实在让执政者叫苦连天又无可奈何。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吗？他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作为制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胜少败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为什么没有马？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以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都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议和以求休养生息。主和派对主战派恨得要命——老实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顾实力地冒进，难道不会害得大家全体完蛋？
滇、川、藏三角地带丛林中的那条茶马古道，就是自唐宋以来，用中原茶叶与边疆各国进行马匹交易的通道。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平时民间只得驴子骑。这是个驴子普及的朝代，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高于马。《清明上河图》反映汴京繁华实景，里面的马也寥寥。陆游关于驴和马的怨念，就很能解释了。但是呢，用曹操的诗来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游骑不成马，在后人看来，也没什么关系了，他早已在岁月里，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悲壮的老马。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其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马。
王安石的“保马法”，让民间养马，然后再由政府出资买回，听起来很好，却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产了。
关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刚开始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毁誉不一。只有两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像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在阵痛与代价中摇摆前进；而不论成果如何，首倡者，都有一个黯然悲凉的结局。
熙宁九年（1076年），推行新法六年后，五十六岁的王安石退居江宁（今南京）。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斗争令人厌倦；无休止地应对争论和排除阻扰；突如其来的罢相；被诬告谋反，理由荒谬得让人听到的一瞬间，不是愤怒而是失笑；吕惠卿之流的背叛和暗算，让人直接对人性产生怀疑；寄予厚望的爱子王雱，聪慧机灵，才气逼人，亦在这一年病亡，年仅三十三岁。
心灰意懒，急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开往未知海域的轮船，刚刚启程，就已经挤满了精明能干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作为老船长的王安石，早已被挤到船舷边。
在江宁的日子，据记载，是这样的：“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
就是骑着驴子，来来回回地在山水间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个坐不住的人，这一点可以想象。当年，他可是号称“拗相公”，说起国事，不惜跟好友翻脸，不惮在皇帝面前抗辩，厉声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人，心里有一团烈火，烤焦了自己不在乎；烧到了别人，那也只好说声抱歉，谁叫你挡在他的理想前面。比如苏轼，王安石是那么欣赏他，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但当苏轼一再上书反对新法时，他还是毫不迟疑地清除障碍，对神宗皇帝道：“苏轼确实才高，但所学不正……”要求黜退之。
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或踽踽独行的那位老人的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而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也必然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习惯过于稀少的生存资源，更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驱动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节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的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这马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头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
但也许，游伴只是个幌子。或者运气不好没找到，因而跑到僧房内自个儿睡下了。王安石在钟山定林寺有一间自己的书斋，号“昭文斋”，由僧房改成的，或许词中所指即此处。此处的清寂，与外面千山万壑中的春暖花开，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欲静而不得静、欲闲又不得闲的奇妙预感。果然，他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被松涛声惊醒了。松涛声在门外，一声比一声急切，如有人吹着悲郁的笛管。这时，窗边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无事的人，此时该出门观赏山间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却只觉失望：让我多睡一会儿也好啊……
虽说人老爱嗜睡，可看看王安石——非行即卧，走得累极了，就随便靠在树上睡觉，状态实在不能算正常。那是心中有太多的郁结，行不能散之，再以睡忘之。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此篇集前人诗句成词，极工巧又浑然天成。旷达随性，读者几乎都要被他瞒过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桥”的一个“看”字，露了马脚。如果真是那么出尘、那么潇洒，你要人家“看”你作甚？这样细一琢磨，他心里真是伤痛，而且完全无法对人说。大概也只有那头长年陪伴的驴子，听过这老人无数的叹息吧！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
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太后是坚定的守旧派，她立刻起用退隐的守旧派领袖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都被雷厉风行地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一罢除。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他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些。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决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由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相继去世，分别享年六十八岁和六十六岁。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太后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融融，史称“元祐之治”。辽、西夏亦称颂她“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是，她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之心，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热情，都投入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和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神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