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角度，他的人生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年间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他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疾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倒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舒亶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呢，他就单枪匹马去了，被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不让大宋丢一分面子，端的是条好汉子。
很快，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经手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地，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冷着一张不会笑的脸，坐在堂上，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于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那是铁杆旧党啊，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我很怀疑，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另有隐情。
与邵伯温同时代的魏泰（新党背景）笔下，《东轩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暗示帮一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倒了个大霉。
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解释清楚，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首要职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树上住了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群鸦归巢，其势如黑云，蔚为壮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像是一群乌鸦，面有菜色，举止土气，神情阴沉，出现在哪里，哪里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人影寥寥无几——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给他家小孩子塞个红包啊？
宋朝皇帝加强君权与中央集权，御史台的职能也强化了，集监察、弹劾、审判于一体。御史们对宰相、宦官、军事机构和皇亲贵戚都有监察权，还能参议朝政，荐举官员。最重要的是，“言官无罪”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有时候，明知道御史是在瞎弹劾，你还拿他没办法，只能自认晦气。
御史们的原则呢，通常是“宁杀错，勿放过”，管你三七二十一，风吹草动就扑上来，小到妻妾吵架，大到预谋叛逆，都要奏你几本再说。
这也是个很有职业前途的岗位。宋代宰执，常有从御史中丞升上去的。御史们平日里，都憋着股劲儿，想办大案、要案。最好能扳倒某显贵政要、皇亲国戚，这仕途上的资本就足了。舒亶之攻击张商英，有可能，就是这个动机。不过，从当时形势看，他这个时机又选得很不好，代价大而收益小。所以呢，我也有点怀疑，他说不定，就是被身为言官的强烈责任心给刺激得抽风了！
百官都讨厌御史，但皇帝喜欢。在皇帝眼里，这就是一群永远跟在百官尤其是两府宰执身后，咆哮着的皇家忠犬——话说回来，这么好用的走狗，谁不想拥有几只呢？排除异己，打击政敌，对付皇帝的猜忌……御史台能有自己的人，那可真是必需的。这就是舒亶能够突然之间异军突起、兴风作浪的原因。
但御史也不是好当的。要顶得住孤独，接受被人们当“瘟神”的命运；要当好道德标兵，以免被人质疑当御史的资格；由于不敢捞外财，御史通常都很穷；心理压力也大，盯着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盯着你，只等你露出破绽……
他们气焰嚣张，其实又势单力薄，唯一的依靠是皇帝的信任，可这信任，并不是永不动摇的。
通常，皇帝会从年轻的底层官员中挑出御史人选。年轻才有锐气，才敢说话；最好是出身平民，家境普通，贫寒最好，富人家的孩子好逸恶劳，吃不得苦；官宦世家也不行，牵枝带蔓的关系太多，很难公正做事。最重要的，是对朝廷绝对的忠诚，以及公事上的正直无私。而偏执、严苛、孤僻……这些个性缺点倒无所谓，甚至更有助于做一个合格的御史。
能干好御史这差使，人格上肯定跟正常人有区别。拿好榜样来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包青天大人，就是从御史干过来的。
舒亶六亲不认，胆大妄为，简直天生就是当御史的料！而几纸奏折就能打动宋神宗，凭的可不就是那对皇帝的赤胆忠心、对社稷江山的无限热爱、对奸臣逆党的痛心疾首嘛！
他的数据又这么翔实：“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皇帝再爱东坡的才华，也不禁愤怒了——朕这在干利国利民的大事呢，能不能不要拆台？东坡呢，“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差点丢掉性命。而舒亶，也就以陷害东坡先生而遗臭万年了。
且慢，真的完全是陷害吗？东坡自己也直认不讳，大部分被指摘的诗文，他就是这意思，就是觉得新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舒亶无中生有啊，他最多是上纲上线。
上纲上线，将对新法的不满，拔高到是对皇上的不满，是无“人臣之节”，在以三纲五常为无上法则的儒家政治体系里，后果是很可怕的。作为一个臣民，不管你私德多无瑕，才华如何横溢，曾立过多少功劳，从此，你都再无辩白余地……
舒亶想消灭苏轼，消灭苏轼身后的旧党，他这一招出的，实在是太险恶了，太残忍了，绝非正人君子所为。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是真的坚信不疑地认为，为了大宋社稷，苏轼该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