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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陈远德因密报情报况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7月21日，许建业在重庆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刘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
而志成公司的职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
此时跟在刘国定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戴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
曾庆回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给老子滚出去！”
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实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
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
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就是一趟，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规规矩矩地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而刘国定此举实是想弃芝麻保西瓜之计。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据B类档案记载：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参加共产党，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县委书记，1946年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后叛变……。
4月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率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海棠溪，直扑南岸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后于3月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到华蓥山参加游击队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4月9日下午1时，经刘国定对质，李忠良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的思想防线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30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重庆南坪乡人，1927年生，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国志，12月25日，由刘国志介绍入党。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他不仅做记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白了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
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20日获得自由。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4月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代，徐远举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代他的关系人是老张。他于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时，开始与老张相识、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里看到过《挺进报》。还供出，本月15日，老张要来找他取钱。
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永安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老张的罗网。
但是，15日这一天老张并没有来找余永安。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迎面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永安点头向特务示意，众特务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特务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
在兴江旅馆，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出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志及刘与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据B类档案记载：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1955年被依法逮捕，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永安不是党员，不应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4月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最初想以沉默来反抗，几个特务把他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淋，他痛得大声惨叫，仍不承认。可是，当他看到特务们把烙铁烧红，要往他身上按时，他吓坏了，大叫道：“不要烫了，我说，我什么都说。”冉益智、刘国定为邀功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志、李文祥等130多人相继遭到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