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9日，南充县公安局的侦察员带着杨大发的照片和调查材料来到了重庆市公安局。
“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市公安局追残小组老陈比较了杨大发的照片和杨进兴穿美军上装的照片后说。追残组立即派出侦察员对这张照片进行辨认。
此时被关押杨家山看守所的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特务头子睁着眼睛说瞎话，看了照片后均摇头说：“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原白公馆看守所的老炊事员陈紫云夫妇、警卫顾有德、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和军统分子陈威等人，以及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李荫枫、郭德贤等看了照片后，都肯定地说：“这人就是原白公馆监狱的看守长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申俊章等四位侦察员，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携魔妙计。晚上，村长敲了敲杨大发家的门，大声武气地说：“杨大发，明天早上你到银行换贷款条子，顺便把村里的几把椅子带到区公所去。”
第二天上午9点20分，杨大发经过七八里路的跋涉，满头大汗地挑着几把椅子走进了区公所的大门。
“杨大发，你到办公室来一下，有件事情要找你谈谈。”区干部模样的县公安局侦察员向他说。
杨大发跟着区干部跨进了办公室。
“听说当初你负责那个互助组搞得很好，我想找你谈谈你是咋个抓的？我们有个材料需要这方面的东西。杨大发，你请坐嘛。”区干部指着靠墙的一条矮板凳客气地对他说。
这时，另一位区干部已经走到了杨大发的旁边，趁杨大发蹲下身子屁股还没有挨着板凳的一刹那，区干部猛地一掀，将杨大发掀了个四脚朝天。重庆市公安局的4名侦察员飞速从后门冲入。“不准动！”话音刚落，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杨大发，另外两名侦察员一齐扑上前去，将杨大发捆了起来。
“你们……凭啥子抓我？”
“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
“我不晓得啥子黄显声！”
“杨进兴，你不要再狡辩了！你的根根底底，我们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
远在重庆的市公安局领导听说抓到了杨进兴，非常高兴。当即由程诚副局长设计好预审杨进兴的方案，并且着重指出，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的凶手徐贵林已于1950年5月18日在解放碑宣布执行枪决，杨丘山也于1951年在雅安县枪决。这两人均系死硬分子，至死也没有供认杀害两位烈士的罪行。目前，杨进兴是唯一还活着并捕获的凶手，程诚副局长向预审员张先创下令，暂时绕开其他，以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为突破口，今晚务必要把杨进兴的嘴巴敲开。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就曾经提出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指出姓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罗世文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负责人，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是1940年3月在成都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春荒暴动中被捕的。
面对毛泽东提出的名单，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并随口说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早已处决。戴笠为掩盖真相，立即密电周养浩指示他将罗、车二人改用张世英、田光祖的化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1946年7月1日，军统局改名国防部保密局，7、8月间，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犯人移渣滓洞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保密局遵蒋介石密令，责令司法室主任沈维翰、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将罗世文、车耀先等70多名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陆续从贵州密解重庆渣滓洞监狱。特务深知罗、车二人在四川的关系极多，害怕他二人的消息传出去，将他二人关押在重禁闭室，连放风的自由也没有。
重庆解放后，为了侦觅罗世文、车耀先的下落，公安机关从调查白公馆、息烽监狱的变迁入手，压缩寻觅范围。据查，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侯子川调任北平看守所长后，由丁义质继任；1946年春，改由张少云代所长，7月，加派杨丘山任副所长兼行动组长；9月，张少云去职，由丁敏之为主任军法官兼看守所长；1947年春，又相继由张鹄、陆景清任所长，并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任看守长，周铁生为驻所法官，负责审讯工作。
据西南公安部第四处工作人员刘丕光介绍：在白公馆看守所从未见过罗世文、车耀先。刘是1937年“7·7”事变后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秘书长、总指挥代表，1938年后任东北联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1941年被军统以通共罪逮捕，被关押在白公馆，1942年3月被押往息烽监狱。在狱中他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宋绮云等关系很好，并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1946年8月他被移到白公馆看守所，1947年春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万福麟等向蒋介石说情保释。
据白公馆驻所法官周铁生供述，他的确没有审问过罗世文、车耀先等人。
初步调查证明：罗世文、车耀先已在1946年8月前后被杀害。
对于屠杀罗世文、车耀先国民党反动当局是作了周密布置的，曾任军统局本部少将副主任秘书，后随程潜在湖南起义的张严佛提供的材料中写道：
“1946年8月，我接到由蒋介石批准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密电，饬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我即召集军统重庆结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课长郭文翰及保卫组长侯桢祥、警卫组长庞世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少云5人商量在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执行，方法是用绳索勒杀，然后用木柴、汽油焚尸灭迹。木柴、汽油等物由侯桢祥负责；执行由庞世科负责，派定适当的人员；对白公馆到松林坡一带周围要派出武装及便衣特务队员严密警戒；执行时，禁止任何人在该地区通行，或任何没有任务的特务人员前往观看，必须保持绝对秘密；执行杀害后，将罗、车两人尸体各摄一单人照片，然后焚尸；尸体焚化后，由侯桢祥负责将坪场打扫干净，不得留下任何痕迹。同时，指派丁敏之、郭文翰、侯桢祥、庞世科四人共同负责现场指挥，其余必须人员，由侯、庞、郭等在白公馆看守人员及其警卫人员中自行调派。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就是执行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刽子手之一。将罗世文、车耀先杀害之后，丁敏之、郭文翰备文报告了南京保密局郑介民和毛人凤。”
1950年9月24日，曾任白公馆看守所长的张少云从贵阳被押解到原中美合作所的梅园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驻地，在众多军统特务参加的坦白会上，张供述了如下情况：
“1946年8月中旬，南京保密局电告重庆结束办事处：对罗世文、车耀先密裁毁尸，切不让共党知晓。16日，保密局重庆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在乡下造时场召集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课长郭文翰和我开会商议密裁办法。会上，我提议用假开释去南京的办法秘密杀害；郭文翰建议将两人的头首和身体分开掩埋；丁敏之提议用汽油焚尸灭迹。8月18日，郭文翰率领原军统警卫组组长程永明、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兼行动组长杨丘山、行动员杨进兴、徐贵林，先将罗、车骗到我的办公室，由我宣读开释后送南京交共党当局的假命令后，刽子手便将身背水壶的罗世文、车耀先挟持上吉普车；随车带了6加仑汽油。杀害的具体地点和具体经过，我因没有到现场，不清楚。”
晚上11点，囚车开进了石板坡监狱，杨进兴一下车便被押进预审室预审。程诚副局长一直在审讯室隔壁房间里倾听审讯情况。经过7个小时的短兵相接，在打掉幻想，网开一面，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面前，杨进兴终于供认了杀害罗世文、车耀先和杨虎城、宋绮云两家的具体经过。
预审员：“在松林坡停车场杀害两个共产党员的情况怎样？”
杨进兴：“由罗家坝军统局军法科打电话给望龙门程永明（行动组长），程派我、杨丘山（行动副组长）、徐贵林，还有个照相的。我们开了一部车去。车子到渣滓洞把他们提出来，我和徐贵林（行动组员）一个打一个。他们当时喊了两声共产党万岁，喊了之后就打，我用左轮手枪打了腰部两枪。后来程永明、杨丘山指示我们用汽油烧了。是下午两点钟打的……”
7月31日，预审员和两位公安战士押着杨进兴来到松林坡原戴笠停车房后面的松林里，经杨进兴指认，挖出了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骸和两只水壶。
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宣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立即执行。
执行的公安战士出于对杨进兴的极度仇恨，故而将子弹在鞋底擦烫后塞入枪膛，以此增加爆炸力，子弹射出，杨进兴脑袋爆裂，脑浆四溅……
罗世文、车耀先的忠骸暂存放于市公安局追残组，以法医鉴定和查证核实后，他们的遗骸在车场前修墓安葬，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