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卧虎藏龙01
1949年11月29日临近午夜时分，“慈居”内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门外大小汽车一长串，大约有三四十辆。
从28日中午后开始，所有接到撤离命令的二处人员都陆续带着家眷与行李赶到慈居报到待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箱背包，愁容满面，麇集在办公室、过道上、庭院中，慈居忆变成了一座难民营。
为免遭地下党武装的袭击，徐远举和处里的几名头头早在两天前便将家眷接进了慈居，招待所不够用，便在办公室里打起了地铺。整个慈居已实行了临时的军事化管理，吃饭、就寝、熄灯、起床都听号音行动。
30日凌晨2时左右，徐远举与奉命负责领导潜伏工作的副处长李修凯交待完工作，心情沉重地道别后，带着副官卜正纯和卫士郭仪云到副官室去领武器。徐远举挑选了一支美造强力式快慢机手机，子弹300发，美制纯钢匕首一把。卜正纯与郭仪云也各领了一支手提式冲锋枪，子弹各1000发，柯尔特手枪各一支，子弹各200发。还领了两只急救包和两箱手榴弹。武器应有尽有，不少家眷或出于途中安全考虑或出于好奇，也都领了武器，正在紧急操练，临阵磨枪。睡下的老人们也全都是和衣而卧，彻夜不眠，随时准备动身。
这时徐远举想到要带饮水，叫郭仪云拿着5只水壶去开水房灌满开水，又叫卜正纯检查汽车油箱，发觉油箱未装满汽油，心里很生气，斥责卜正纯竟在紧急关头如此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立命他去保管室领回汽油。除油箱加满外，还将3个预备油箱灌满汽油，同时又加了刹车油、机油才算做好长途行车准备。
待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已是30日凌晨，虽是隆冬季节，但好在是晴天，薄雾之中红日冉冉升起，倒真是个出远门的好天。
刚吃完早餐，集合号就吹响了，这是整队出发的信号。大家跟在徐远举后面鱼贯而出，到大门外上车。这时各车均已发动，引擎声震天动地。打头一辆是李磊、熊祥的开路车，后是大卡车，上面站满警卫营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车顶上架了一挺重机枪，上了子弹转盘。兵车后面是几辆辎重车，后面是徐远举的一辆中吉普车，紧跟其后的，则是装满家眷的一长串大卡车。殿后的又是一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大卡车。
7点钟左右，车队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祈盼菩萨保佑，途中不要和解放军遭遇，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达成都。
沿途散兵游勇极为混乱，市区街道两旁的商店早已关门停业，显然是怕遭抢劫。昔日的繁华顿成一派凄凉。
为了对付意外情况，徐远举早已命令卜正纯将吉普车的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
二处的军官们在出发前都已经换上了士兵服装，徐远举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后好隐瞒身份，而且为预防意外还带着一包便衣，由郭仪云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装，成为老百姓。
路上虽然拥挤，堵车不断，好在还算平安。两天后，车队终于驶进了成都。
徐远举把大队人马带到保密局设在成都娘娘庙的办事处临时安顿下来后，又换上将军服，亲自驾车将耿静雯和两个孩子送到陕西街72号、老朋友张志和的公馆中（现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大院）。
张公馆是坐落在成都闹市区一条幽静小巷中的豪华巨宅。门房见是熟悉的徐远举一家人到来，赶紧通报。迎接徐远举的却不是张志和，而是张夫人李琏芳。
李琏芳告诉徐远举，张志和前些日子已经到雅安去了。
徐远举听后心中顿时一惊，作为大西南的情报首脑，他不仅知道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高级将领靠不住，还早就知道张志和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而且是有资格与周恩来直接联系的高级红色特工，但是，出自他对张志和的感激之情，他一直把有关张志和从事秘密活动的情报压下了。
徐远举此时万万想不到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张志和还会以政务院参事的身份，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他和王陵基等老朋友。
毫无疑问，徐远举登门未能见着的张志和，算得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须得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1930年9月7日夜，血战之后的江津县城一派死寂，地处城中心衙门口的县政府（今江津市公安局）内外笼罩着肃杀森严之气。大门外，武装士兵林立，院内，汽灯将大坝子照得大亮堂堂。台上高踞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台下，是准备杀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随着担任军法官的第4团团长魏镛的口令声，在起义战斗中击毙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2营营长王文德的3名士兵被剃光头发，剥得一丝不挂地架了上来。所有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士兵和中共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被押上坝子等待处死和陪杀场。敌人先把那3名光头**的士兵反绑在木匠用的“马凳”上，再将“马凳”连同士兵一道立起。然后，用凿子、手锤在头顶打洞，塞进用煤油浸泡过的棉纱“点天灯”，以祭奠张伯卿、王文德的亡灵。
随后，大屠杀开始了。被俘的士兵5人一批被拖出来，接连不断地遭到枪杀。坝子上骨肉飞溅，血水横流……中共江津县委的龚秉仁、龚尉农、曹泽芝，则被押来站在一边陪杀场。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张志和，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一个地主家庭。清末考上四川陆军小学堂，1912年离川前往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与刘文辉、邓锡侯系同班同学。1925年应刘文辉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执掌刘的机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张志和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在武汉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常与之交谈，阅读他们给的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渐增。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贪生怕死之徒见风转舵改换门庭，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四川省委派到他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建国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
1928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24军暂编第1师副师长兼第2混成旅长，师长由刘文辉自兼。第2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一个“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与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10支手枪与3000发子弹。
张志和虽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队里负责党的工作的杨云樵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遂宁）、彭（彭山）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将一份提案提交给省委，提出，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军支的同志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
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他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而在此之前，省委已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到重庆，另派狂热地支持武装起义的李克俊（1）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
1930年8月28日上午，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和于渊，向他俩交代任务，立即前往江津与驻军军支书记李克俊接洽，尽快组织士兵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军，由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
项鼎在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于渊号邦齐，行伍出身，官至川军杨森部少将旅长。万县“9·5”惨案时，他系万县卫戍司令，因亲自率兵登木船痛击英舰“嘉禾”号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传奇式英雄。
罗世文交代完任务，将项鼎、于渊送至观音岩方握手告别。项、于二人当下一路疾行，至晚便赶到了江津北岸与县城一江之隔的中渡街，地下县委龚秉仁、龚慰农与曹泽芝3位同志已在此等候。
29日夜，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坝曹泽芝同志舅舅家中，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县委书记龚秉仁和项鼎争执起来，龚认为江津目前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县委总共只有4名党员，团员多一点，也不过5、6名，没有群众基础，起义万难成功。且以少数兵力与刘湘的数万大军抗衡，行几千里路去会师武汉，前途凶多吉少。项鼎反复说服也不奏效，最后只好以组织名义来压服龚，严肃地说：“党的决议，你究竟执行不执行？”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答应地下县委尽一切力量协助。
于渊在相继听了军支和地方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明确表态，这次起义必须撤销。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的虎口里赶，他不能干这样的蠢事。
项鼎激动得不能自制，与于渊争吵起来，措辞尖锐地谴责于渊临阵脱逃，革命意志不坚定，并断然表示，起义计划决不能更改，省委的任务必须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