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起义部队就在乱哄哄的状态中开往高平镇。因原有编制被打乱，新编的系统不明了，且不惯于新的番号，以致宿营时随处可见干兵们在大喊大叫，寻觅本队人员。人疲腹饥，没人先办给养，许多人都得不着饭吃，于是便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出现。一些有经验的士兵已经看到了危机，倘若这样下去一旦与敌遭遇焉能御敌。行军路上，怨叹之声四起，认为负军事总责的人能力太差，不善于部署一切，又不能统率部队，数千人的生命，岂不是当成儿戏？
议论越来越强烈，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让原来的参谋长刘狄军出来担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刘狄军是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前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而且是地下军支委员。在士兵中威望也相当高，本应作为起义领导成员，但就因为他是军官，便遭排斥，并属于遣送离队之列。只因在起义爆发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前委考虑到军事干部缺乏，才勉强同意他留下来，但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眼下士兵们呼声四起，均要刘狄军出来负责，前委迫于无奈，考虑到前有强敌，后有追兵，部队极其危险，稳定军心，当是第一要旨，只好匆匆宣布任命刘狄军为红军总指挥。但又害怕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独揽军权发生不测，便对他进行了诸多限制，要求他凡事均须向前委请示。
第二天，却又生出一桩事来，一位排长因是军官，本被排斥在起义之外，但在起义信号发出后，这位排长主动率部参加起义，而且十分英勇机智，最后控制了全营。前委也只得任命他为大队长。谁知这位大队长却在一位前委成员向被抓起来的土豪劣绅催缴赎金时，为其中的一个富绅说话，与前委成员发生冲突。这件事立即使前委成员形成共识，认为起义部队中已经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苗头，便在起义已经失败，部队正在与敌激战时决定在部队中进行肃反，那位大队长首先被肃掉，而且还把正遵照前委命令率领起义部队攻打绵竹县城的总指挥刘狄军也列入了肃反处决名单。并决定在打下绵竹县城后立即将刘狄军处决。
廖宗泽没有参加这次前委会议，因为他当时也和刘狄军、曹荻秋同在前线指挥作战。事后当他得知前委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后，真是既震惊又愤怒。好在那一仗未能攻下绵竹，刘狄军也因此捡得一条性命。但是，当刘狄军攻打绵竹失败后得知前委曾作出处决他的决定后，他马上带着溃散的部队投向了四川大军阀田颂尧。而这样的结果却恰恰让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坚信左倾路线正确的预见性，只可惜下手迟了一步，让刘狄军这样的反革命头子跑掉了。凡此种种，极大地挫伤了廖宗泽对党的信仰，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
不久，党内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又使廖宗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
仲秋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到成都爵板街廖宗泽住处。此人叫周敦婉，江津县人，在四川党内，她有着很高的威望，是中共地下党第一任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也是四川省第一位女省委委员，前夫是已经牺牲的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后来她又同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文强（1）结为夫妻，继续在重庆坚持地下工作。
周敦婉神色不安地告诉廖宗泽，文强已经秘密到成都来了，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只好待在旅馆里，让她独自前来联系。文强是廖宗泽的好友，在黄埔两人同期毕业，同随朱德入川。1927年国民党清党，文强被迫逃离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二次入川，通过廖宗泽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二人长期一起在邝继勋的部队里出生入死，从事兵运工作，交情十分深厚。
廖宗泽马上随周敦婉一同前往春熙路一家小客店里会见文强。见面之后，廖宗泽才知道为何周敦婉会愁容满面。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这年春末因为重庆白色恐怖严重，被迫迁往成都后，在重庆另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文强被留在重庆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重庆和川东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不料这年6月里，文强被叛徒出卖，抓进21军特务委员会。好在敌人不知道文强此时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东领导过农民起义军。文强便称自己在川东起义失败后便已脱离中共组织，这次是刚到重庆，打算另谋职业。当时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是外号“四川卡尔”的郑佑之，他足智多谋，早已在特务委员会中打进了自己人，经过里应外合，文强终于越狱逃出。由于特务们四处抓捕文强，他在重庆已无法立足，经川东特委研究后，决定文强与周敦婉立即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谁知当时省委领导刚刚开始贯彻王明路线，正在坚决反右倾的风头上，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而实际上文强是按照狱外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巧妙与敌周旋，拖延时间，以利于营救，说了一些并不涉及党内机密的事情，要给文强处分。
廖宗泽听了文强的述说，十分生气，对文强他是非常了解的，文强二次入川，是通过他与组织接上关系的，两人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绝不同意省委对文强的处分，联系到立三路线导致的一次次惨败，他既悲痛又沮丧，说到伤心处，他竟然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
在文强与周敦婉向省委申诉、辩解期间，廖宗泽积极为文强夫妇寻找住处，在凄风苦雨中带着夫妇俩东躲西藏（因文强尚在被敌人的通缉之下）。但是，最后省委仍然执意要处分文强，并因文强拒不承认错误，将处分由严重警告升级为开除出党。
文强和周敦婉一气之下，愤然离川，打算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
但他们并不知道四川省委已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
关于结发妻子周敦婉以及被逐出共产党的这一段经历，文强晚年回忆说：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婉，燕京大学毕业。后来回到家乡，在当江津中学校长时，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一天，他们对周敦婉说：“我们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周敦婉说：“有你们介绍，我很高兴呐。”
恽代英和萧楚女介绍周敦婉入党后，周即担任了江津地下县委书记。在共产党四川组织内，她是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在这时候，周敦婉认识了一个叫刘愿庵的县长，这个人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后来还当过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以后还当过共产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到过苏联。他们两个人发生感情，后来，周敦婉和刘愿庵结婚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1928年回到了四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
没过多久，刘愿庵开会时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过几天就被枪毙了。
我从程德山土匪部队里逃出来之后，回到重庆，通过王维舟的介绍，找到了代理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老。他当天就把我带到省委机关，进了屋，程子健介绍说：“这个女同志就是周敦婉，她的丈夫刘愿庵被刘湘杀了，现在在军委负责，是军委秘书长。”
“哦”，我说，“她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是全省女共产党里面的头一块招牌。”
周敦婉很奇怪：“怎么我的事情你都知道啊？”
我说：“你是著名人物啊，怎么能不知道呢？”
没过多久，一天，我站在大门口，看见来了一个人，戴着礼帽，个子比我还高一点。他要进门，我就挡在那里：“哎，你这位老先生来找谁呀？”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好像认识似的，说，“哎，面熟啊。我是来看周敦婉的，周敦婉是我表妹，我们都是江津人。”
他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问：“你是吴芳吉先生（2）（毛泽东的老师）吧？”
他说：“你怎么晓得我是吴芳吉？”
我说：“你是长湖明德中学的老师，我是明德中学的学生。”我就跑进去喊，“周敦婉，你有个表哥来看你了。”
周敦婉跑出来，把表哥迎进去坐。
她就问表哥：“你怎么认识他呀？”
吴芳吉就说：“我在长沙明德中学教过书，他是明德的学生，我和他有师生之谊。”
接着又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问你怎么过了30岁还不结婚呀？我说现在到处打仗，弄得不好还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哩，我没有打算结婚。
吴芳吉说：“今天我来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
程子健也说：“那最好了，你们结合在一起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