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探明《挺进报》的内情，得促成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办起来。你去向陈柏林表示，自己愿意把大衣、被盖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反正，你要表现得是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他。同时，李克昌还报请吕世锟从特务活动经费里拨出500万元法币交给曾纪纲使用。
很快，民生路胜利大厦（现重庆宾馆）对面文城出版社书店换了主人，经理是王维诗，店员是潘星海和陈柏林（陈柏林也是股东之一）。由于曾纪纲是陈柏林的好朋友，也经常到书店里来，不久，便和王维诗、潘星海熟悉了。
一天，曾纪纲对王维诗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无亲无故，想到书店里寄食寄宿，这样好在城里找个工作。”
陈柏林也在旁边敲边鼓，要王维诗答应。王维诗虽心里不情愿，但为了照顾陈柏林的面子，只好勉强答应了。
万万想不到这是引狼入室。李克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在书店里安上了卧底。
不久，李克昌便收到了曾纪纲送回的一份情报：“陈柏林告诉我，他已经向顾先生汇报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希望组织上发展我。老顾的警惕性很高，叫他不要轻信人，陈柏林就很坚决地替我打包票。这样，顾先生就决定安排时间亲自和我见面，对我进行考察。听陈柏林说，顾先生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铁工厂。”
当李克昌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后，吕指示指示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线索”。但是，急于破案的徐远举却等不及了，他把吕世锟和李克昌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查到綦江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刻《挺进报》的人笔迹完全吻合，把那人抓来，就不难查出编、印、发行《挺进报》的人来。不过，为了怕影响你们你查《挺进报》，所以找你们来谈谈，通报一下情况。”
听完吕世锟与李克昌的汇报，徐远举沉默了片刻后又说：“我们先抓陈柏林，顾先生、向先生，然后再抓綦江那个刻钢板的。你们马上回去布置，曾纪纲掌握顾先生什么时候在家，就什么时候抓人。”
此后几天时间里，吕世锟每晚都去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渝组刚刚迁入的新地址，商议如何找到顾先生和向先生的住址。最后决定派利用员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和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陈桂荣紧跟陈柏林，弄清和证实了向先生的家。陶蜀屏却因神情紧张，举止不大方，差点被陈柏林识破，李克昌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组员盛登科去跟踪。很快便弄清了顾先生在红球坝家的具体位置。并且已确定了抓捕方案。
“由我假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马上要离开书店，为感谢他们平素对我的好意，我决定买点酒菜在书店里办上一桌，托陈柏林请顾先生、向先生也来，如两人都来，就一并抓住，如只来一人，抓住一人后也可探出另一人的确切情况。”这是曾纪纲建的议。徐远举均认为这办法好，进能攻，退能守，不会把事情搞砸。
4月1日中午，曾纪纲备好了酒菜，再三催促陈柏林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光临吃水酒。开初，陈柏林不愿意去，经再三恳求后才答应去请客。
陈柏林一出门，曾纪纲马上把瓶子里剩下的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少顷，曾纪纲见陈柏森却单独回来了，问他：“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陈柏林说：“算你运气好，我去时顾先生正在写帐，向先生正巧也在他那里。我一说，他们都答应了，不过，得等顾先生写完帐才能来。”
曾纪纲心中暗喜，借口上街去打酱油，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装扮成修鞋匠正候在附近等候消息的盛登科。盛得到这一情报后又立即转报给李克昌。这时，吕世锟、李克昌和徐远举派来的二处上校情报科科长雷天元率领的特务早已集中在附近的警察所准备行动。
吕世锟对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为好。还有，演戏就要演得像一点，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我们抓人时要连他一起抓。”特务们在吕世锟的统一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书请店抓陈柏林和曾纪纲，另一路直扑红球坝铁工厂。正在写账的顾先生被逮捕了，睡在**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认，也遭逮捕。特务们接着从顾先生的房内搜出进步书籍十多本，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一本，印《挺进报》的纸一大卷，没有搜到电台，但却发现了无线电灯管两只。年仅十八岁的陈柏林和向先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问题出在顾先生身上。顾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又名任达伦。此人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昌。在李答应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吸引下，任达哉成为军统渝组的利用员，李克昌将他安插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领导成员的活动情况。参加工作后，任达哉向李克昌密报过诸如《民主报》经费困难，工人闹嚷，范朴斋（川盟负责人）到重庆处理等无甚价值的情报。以后李克昌见任达哉成绩平平，便予以疏远。不久，任达哉给李克昌写来一信，说：《民主报》已停刊，我失业了。津贴不足以生活，我即日到万县另谋职业。自此后便和李克昌中断了联系。一九四七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
任达哉被捕的当晚，由徐远举和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亲自审讯。
当徐远举喝令特务用刑不久，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招供。可是，快到天亮时，他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交代了一九四七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都和盘倒出。同时，任达哉还交代了四月四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四月四日是个星期天，下午，按照惯常的约会时间，已经叛变的任达哉在二处渝组组长季缕等特务的暗控下，早早来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电影院东邻的嘉阳茶馆。这时电影已经开演，茶客稀落。一会儿，杨清进茶馆坐下，任达哉就以打招呼的方式给特务们点水，季缕等特务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把杨清挟持进南面两百米处的老街32号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慈居。
“慈居”进门是一间堂屋，堂屋左侧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为特务的行刑室；堂屋后面是楼梯，二三楼是徐远举等特务的办公地。楼梯左侧外面是天井，天井南侧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和一道石坎梯，石梯坎下，左侧地下室是监狱，用于羁押刚逮捕来和从渣滓洞看守所提押来此审讯的政治犯，人们称之为二处看守所，由二处警卫组人员负责看押。后门有一条小路可通相隔很近的重庆行辕。
在“慈居”审刑室里，任凭徐远举、陆坚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杨清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旅馆。搜查杨清身上，无片纸只字；派特务到过街楼查询，根本没有杨清所说的那家旅馆。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保存的B类档136卷中有徐远举解放后的交代：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逼出来的。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任达哉交待后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间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床下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3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还得担心把及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代：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会计课课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派雷天元率特务到兵工厂、铅笔厂按图索骥，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