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他们夹在中间，重又回到了屋中，先进门那家伙正在威胁店中一位职员，要他马上交出郑业瑞，看情形，被捕是绝对难免了，不愿再让别人为我吃苦，必须承担起地狱的苦难。我知道这苦难的期间还相当长，所以临行时要求带几样随身应用衣物，可是未有成功，就这样穿着一套单薄的衣服，在十几个特务的挟持下，在门口一大群好奇者的凝视下，离开了储奇门行街11号。
出凯旋路经中山路左营街，进了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转弯倒拐地被带进一间楼上的大厅，一群特务也跟着进来，议论纷纷地望着我，发出胜利者的狞笑。
其中一个半讽刺半得意地怪物对我说：“郑先生，你来了呀？我们这样多求驾的人脚都跑跛了哟。”
我没有理他。
另一个跑去打电话，听声音是打给二处的，打完了，他便发出命令，要原来抓我的人马把我送到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去。
到石灰市的途中，碰到一个老同学，本打算托他把我被捕的消息带给另一些人，但特务们阻止了我和他的谈话。
走进看守所的大门，就发现从第三间牢门探出个头来的毛晓初君，我们彼此都不免会心一笑，“倒是有个熟人了。”我心里想。先左狱卒的办公室内被遍身搜查了一通，钢笔、手巾、裤带、皮鞋带和口袋内仅存的一块钱通通被缴光，然后被押进“第三舍”，正好和毛晓初关在一起，我们装着不认识，未打招呼，等狱卒锁好了牢房离去之后，我们才很机警地谈起来。
毛晓初是两天前在重大被捕的，已被刑讯过一次，他告诉了我一些受讯的经验，教给我如何应对，如何忍受非刑，我感谢他，但增加了心头更多的恐惧。不到来分钟，另一个像猴子一样的狱卒走近牢门来，听说是“所长”，他似乎是特意来“拜会”我，用魔鬼一样的眼光盯着我和毛君，像是发现了秘密。果然，他一开口便骂：“真是糊涂虫，为什么把他们关在一间屋里？”说毕很神气地走了过去。原先押我进监牢的那个狱卒走过来开了牢门，把毛君提出去关在隔壁一间牢房内，并且向同牢的难兄宣布，不许任何人同我讲话，否则给带上脚镣。这一来我便连开口的余地都没有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床”边……
大概5点钟光景，狱卒来开了门放我们到牢门外的天井上吃饭，一个姓刘的难友好意地帮我找到一只破碗和一双筷子，并且我多吃点，原因是明天上午要11点钟才得有早饭吃，可是我的天，那算什么饭啊，又黑又脏，又霉臭，看着就叫人发愁，何况一点菜都没有，心里又不好受，怎样能够“多吃”呢？我简直一口也没有吃下去。
饭后放风，半点钟，难友们都紧张地抓住这一点时间，在小得可怜的天井中来回地踱着步子呼吸着比较清洁的空气，只有我一个人倚着牢门，垂头丧气地想着这个遭遇。收风时，狱卒把所有的人都锁进牢房，却把我带进牢房旁边的屋子中，命令我等候审讯。在那里，我见到一大堆铁链、脚镣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刑具，起初我有些恐怖，心里跳动得非常厉害……
大约在深夜10点钟左右，一群特务狗子进来了，他们其中一个点燃一盏青油灯，在夜风的吹拂下，油灯闪动着，像鬼火，像孤萤，他们真会布景、变戏法，把人间变成地狱，这样逼真，这样彻底。围绕着一张死灰色的旧方桌，三个狗子坐下来，像是“法官”，果然，坐上席那位开始对我讯问，他瘦个子，长脸，全身美式装备，每句话都要夹个把英文字，似乎用这个来表示他受过美国爸爸的真传。一开始，他便问我姓名、住址、身世，我随便应付了他一套，说我是个做药材生意的，其他什么也不懂。这样的答复当然他不会满意，于是咆哮如雷，命令站在我旁边的特务动手，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发，另一个人扭转我的手臂，马上就被放倒在地，棍棒兼着拳足，从头到脚的每一块肌肉都尝到了痛苦的滋味。然而，真正痛苦的滋味还在后面呢！这才仅仅道完了开场白。由于遍身上下都负伤，我倒在地下没有起来，美式装备的特务却假惺惺地叫两个小狗子把我拖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并且开始向我说教，内容不外乎是：他们的本事大，我的一切他们都一清二楚，要我自己说是“考验”一下而已。又说什么年轻人不能误入歧途，不能执迷不悟，自讨苦吃等等。最后拿出一个所谓关于我的材料的卷宗来，其中一件是我写给重大一个地下报纸的稿件——蒋介石的祸国殃民罪状。特务们特别把它取出来给我看，因为那稿件我未签名，所以我矢口否认我与稿件的关系，他却气愤地拿出几件包括我给毛晓初的信和我们的相片等等，穷凶极恶地问我还有何说。
我冷冷地回答：“既然知道何必多问？”
他却开始向我进一步的进攻，要我“交出组织”，取3分钟答复。旁边的特务也帮腔助威。
我利用这分钟的时间来判断这些材料落到特务手里的缘故和我被特务盯上的直接原因，我料定，百分之九十和毛晓初被捕有关，不是特务在他住处搜查到这些东西，就是他作了叛徒，后来毛君告诉我特务逮捕他时普搜过他的住所，我还未从这个问题的思索中转过脑筋来，特务却狂吠起来，有的骂，有的吵，有的说早就超过了3分钟，有的说我至死不悟，美式装备向我发出最后通牒，问我究竟交不交代？我答应他没有什么交代的，这句话惹疯了这群狗，其中一个把我连椅子推倒在地，我猜想必定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可是却出乎意料地变了花样，他们搬来两根长板凳，其中一根仰面朝天地叠在另一根上，用铁链把一端连在一起，两个特务把我的双手按进两根长凳之间，每个指缝中，插进一根铁筷，然后一个特务用力压凳子另一端，10个指头在两张凳子中间被压得“吱吱”地响。但特务意犹未尽，又站在凳子上用力踩，终至10个指头都被压得肉烂骨裂，鲜血淋漓，钻心的疼痛使我晕了过去……
在白公馆半年的拘押，对郑业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锻炼，因这里他第一次接收到共产党的教育。而在此之前，虽然也和毛晓初等自发性地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工作，但对革命的认识并不深，甚至没有认识，把革命当作个人报仇雪恨的凭借或者个人扬名显姓的一条出路而已，即便是在被捕后硬抗过了几次严刑拷打，但这与其说是革命斗争性的表现，还不如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支持，看到当时革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根据当时的情况判定自己是不能活着出去的，与其卑躬屈节而死，不如挺过去留下个“千古扬名”。
但是，在白公馆这座“火热的革命熔炉”，他却很快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白公馆被关押在第二室，同室的有陈然、刘国志，、王朴、谭谟、罗广斌、毛晓初、顾建平、任可风、李自立、邓兴丰、涂孝文、李文祥等共12人，后来又进来杜文博、周居正二人。同室的同志不断地给我帮助，给我讲革命的理论，而且有计划地指导我阅读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通史》，邹韬奋的《我的奋斗》，蔡仪的《艺术编》。每天我们都有正规的学习时间，甚至整风文献上的一些文件，也凭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整理出来学习讨论，这些对于我既是新鲜的也是宝贵的。大屠杀前夕，我向罗广斌和刘国志表示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郑业瑞自传中，他详细地地记录了自己被捕前后的情况，以及他亲身经历的大屠杀的情景：
1949年11月27日，蒋匪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屠杀从下午开始，先是杨进兴等将关在楼上的黄显声将军骗出枪杀，晚饭后即成批地将各室同志提出在墙外挖好的尸坑旁枪杀，每批四五人，这时白公馆的伙计李育生利用送饭的机会，把他打听到的今晚要将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的同志全部杀害的消息告诉我们。当第一批同志被提出时，白公馆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
刘国志同志在出牢门到刑场的路上高声朗诵着“我们死而无愧”的诗歌，其余的同志全流着眼泪高呼口号，而杀害同志的罪恶枪声也在不停地狂吠，这枪声、口号声、歌声，组成了革命胜利前夕的交响曲，这些声音，使每一个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发抖发颤，这些声音却使我们每个同志激动得燃烧起来，脱险的同志都可作证，我们当时没有半点儿畏怯，我们有的是愤怒的仇恨。谭沈明同志指着指挥屠杀的杨进兴大骂：“你这至死不悟的屠夫，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捉回来，人民决不会放过你，终有一天要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而这个强盗却故意先用刀子害了谭沈明许多刀，然后再开枪打死。
当大群特务在渣滓洞杀人放火的时候，我们在白公馆的同志得到争取过来的特务杨钦典的帮助，打开了牢门上的铁锁。我们的同志分成两组，由罗广斌和我任组长，他开路我断后，冲出了白公馆的大门，但还未到篱笆边就遭到马路上的哨兵的射击，小组失去联络，只好分散突围。我向着歌乐山的方向爬行，在半山遇见另一冲出的同志王国源（民革党员），与他一道继续前进，天拂晓时爬到了杨公桥后面的小山上，在一户农民家中身了几个钟头，换下囚衣，洗净了血迹，经南开中学后门逃到重庆大学，途中又遇见逃出的杜文博同志，于是我们三人冒险向重大一年看来比较和善的女同学自介情况，请她帮助，幸好这个同志不是坏人，她把我们藏在基督教青年会内的小室中，并给我裹伤，（我头部轻伤）。第三天重庆解放，我们才算完全脱险。
厉华等人对余淑芸的采访还在继续进行。
问：听说你也是因为郑业瑞的问题申诉而被打成过反革命？
余：老郑担任农科所所长后，带着所里的科研人员走遍了万县的山山水水，为此他写道：“人间歧路知多少，试向桑田问耦耕。”他还带领科研人员到浙江、广西、东北三省学习考察，老郑把在各地考察的情况与万县各地考察的情况加以比较，针对在学习考察中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坚持认为苏联专家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他给四川省农业厅的领导写信，要求加强对农业实验场的重视和支持，结果1957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并且由万县农科所下放到梁平农机站。我在为老郑写申诉材料时，把忠于毛主席的“忠”字误写成了“终”字，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说老郑为自己右派翻案，就被革委会宣判死刑公开枪毙了，我连判决书到现在也没看见过一眼。
余淑芸拿出几张照片给厉华等人看，那是郑业瑞脱险不久重返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拍的，一生喜欢作诗的郑业瑞还在其中一张照片上写了一首《脱险抒怀——寄调西江月》：报国不计凶吉，革命忘却身家。任凭深仇记心间，不见共产不罢。恼恨蒋贼凶残，荼毒歌乐山前。血海深仇记心间，誓把魔爪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