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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一问我倒提高了警惕：“再过几天，恐怕把我们也变成鬼了。今天晚上就走，到上海去找中央。”
文强与周敦婉不辞而别，于1931年年底到了上海。
文强回忆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声音没了，也没人答应。我和周敦婉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了我们的声音，可就是不理。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我就猜出了，是让我们到苏联去？周敦婉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哩，让我们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婉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慢慢再找吧。”
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太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就算找到了，要是他们也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不是自投罗网了么？
我们两个在周恩来门外抱头痛哭。
文强与周敦婉在上海被中央拒之门外，生活无着，最后，文强只好携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三年后，经廖宗泽向曾扩情介绍，文强投向了国民党。
文强的离川，使廖宗泽十分痛心，也十分寒心，他眼见立三路线之后又是更左的王明路线，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哪儿还能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终于对革命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主动脱党了。
当时那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之下，背叛共产党的人不在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廖宗泽这种类型。他们不是因敌人的强大而动摇，不是因斗争的艰苦而退缩，也不是在敌人的刑场上因贪生怕死而变节，而是因自己队伍中屡犯不改的严重错误而灰心丧气。对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包含着革命队伍自身也会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这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革命信仰的幻灭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变——他们不是被敌人打垮的，而是被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同志，被自己打垮了！
这当然不是为这样的人开脱错误乃至罪行，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另一个方面也来重新审视一下那一段浸透着太多血泪的历史。
正在这时候，上海发生了“1·28”事变，民族矛盾骤然上升，蒋介石向黄埔同学发出了归队为国效力的号召。这正好给了廖宗泽这类因各种复杂原因从革命队伍中叛离出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一个改换门庭，投向昔日敌对阵营的台阶。
黄埔军校原有黄埔同学会，大革命失败后，成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摧残革命的机构。1928年，由于国民党内非黄埔系军人的攻讦，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销了黄埔同学会，另设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以后又成立了自新同学招待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人们也仍把这些单位称为黄埔同学会。
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做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归来。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蒋介石分批召见了他们，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状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廖宗泽，这个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年轻共产党人，就这样同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与他同时投向国民党阵营的共产党人，还有曾在四川同他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黄埔同学、中共四川省委兵委干部陈远湘（3）。不久，文强也通过廖宗泽的引荐，投入了国民党阵营。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廖宗泽担任兵工署警长稽查处处长，在徐远举离渝去昆明整肃期间，他又兼任西南特区代理区长，在这期间，他欠下了两笔血债，一是批准杀害江竹筠等革命志士，二是主持破坏重庆的大爆炸。
这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大屠杀。毛人凤向徐远举交待，把过去逮捕的共产党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10月14日，第一批下人被杀，11月8日，第二批屠杀42人的计划报到廖宗泽手里。计划中具体提出了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拟分三批执行，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廖宗泽阅后大笔一挥，批示：“发500元，照所拟办法办理。泽，11，8。”
11月14日，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率9名行动员乘坐一辆中吉普车直奔渣滓洞。稍后，陆坚如与雷天元、张界率领熊祥、王少山一帮特务也坐车赶到。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42名革命志士由李磊、徐贵林指挥看守提监、捆绑，经陆坚如、雷天元验明正身，然后，漆玉麟率行动员由看守员田均益带路（在此之前，田均益和熊祥派来的三名特务已在电台岚垭挖了三天的埋尸坑），将囚犯4人一批押上中吉普直驶打靶场，然后由黄声扬率3名行动员徒步押至电台岚垭，还未到达埋尸坑，由于江竹筠等人高呼口号，早已等候在埋尸坑边的熊祥、王少山、胡心恺闻声赶紧冲上前去，向囚犯们开枪射杀。黄声扬、田均益等3名特务负责检查补枪，将尸体拖入埋尸坑。最后由张界逐一拍照。屠杀从上午9时开始至下午1时掩埋完毕。
就在江竹筠等人遇难的同时，毛人凤正在交警旅何龙庆旅长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廖宗泽、周养浩、马志超、杜长城开会。毛人凤刚刚从林园蒋介石身边赶来，他说：“10月间广州撤退时，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的几千吨物资，完全没有破坏，被共产党悉数夺去了，总裁非常生气，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大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破坏重庆的任务交给我们，已经把杜长城技术总队的爆破人员从台湾调来了。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希望好好完成。”
毛人凤说这话事出有因：10月9日，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线上将桂系白崇禧指挥的4个师全部歼灭，白崇禧逃回了广西老巢。12日晚，守卫广州的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兵团司令刘安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未得命令便将其部撤退于海南岛，使广州守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毛人凤赶到广州后，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仓促布置炸毁广州市的水厂、电厂和海珠大桥。可是，当杜长城率领的爆破人员赶到时，解放军已快入城。李及兰不敢下令炸毁水厂、电厂、怕激犯众怒，群起反抗，自己被活捉，只炸掉了海珠大桥，由于混乱，机场上的空军物资也来不及破坏，全部被解放军夺去。对重庆大爆炸，毛人凤感到最困难的是破坏时机的确定。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军统头目、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酆梯等三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的前车之鉴至今他记忆犹新。他怕掌握不住军事局势的变化，破坏早了，要杀头；破坏迟了，到时完不成任务，也要杀头。
“局座，”徐远举建议说，“我看还是先布置任务，再找顾（祝同）总长和杨森谈谈。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你与杨森的关系很好，把责任放到杨森身上，一切都好办了。”
“杨森那里我是要去的。”毛人凤点点头，目光落到了廖宗泽脸上。“达民兄（廖宗泽字），你对重庆各兵工厂的警卫队有没有把握？”
“有把握！”廖宗泽不假思索地回答。
毛人凤说：“总裁决定，一是要把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炸掉，你是老同志，对各兵工厂的情况又很熟悉，这个重大的责任，你要负起来。”
“我恐怕负不起这个责任，最好请徐处座来主持，我来协助。”廖宗泽为了推托，补充理由说：“我正在筹备布置潜伏人员与共产党打游击的事，恐怕分不过身来，延误了大事。”
“打游击的事先放一放，这件事一定要尽快完成。我已考虑过了，这件事由你主持更加妥当。”毛人凤不容置疑，随后转过脸对杜长城说，“技术上由你负完全责任。”
徐远举、周养浩在旁边打圆场说：“廖兄不要推辞了，我们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以廖宗泽为处长，破坏对象主要是兵工厂、钢铁厂、电厂、广播电台、飞机场、军械总库、桥梁涵洞。预计使用黄色炸药二至三百吨，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竟还存着一年后卷土重来的梦想）。过了一天，毛人凤又召集廖宗泽等人开会，研究决定了破坏目标五百余处，报告蒋介石批准并拨给破坏费用199100元。廖宗泽随即从各特务系统里抽调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睛初寓所内办公。
廖宗泽日夜坐镇指挥，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严重的罪行。
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已攻占重庆近郊大坪、浮图关，先头部队已挺进市区，与国民党守军展开巷战。
29日中午，蒋介石在林园召集顾祝同、肖毅肃、钱大均、王叔铭、杨森、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开会，决定从重庆撤退，并在撤退时下令廖宗泽立即执行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