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廖宗泽刘仓林组织的武装叛乱武装在斩龙山被解放军围歼后，刘仓林和廖宗泽潜逃到成都西门外商量，到双流牧马山再次发动叛乱，又遭解放军击溃。刘仓林被击毙。此后，廖宗泽便化装成农民、苦力，以贩卖粮食、小菜做掩护。
川西行署公安厅发出通缉令，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组织力量严密侦控，务必将廖宗泽缉拿归案。通缉令下达到新都县后，县公安局局长李毅立马调兵遣将组成侦捕小组。他要求参加侦捕工作的同志，从思想上必须明确，廖宗泽这个老牌特务头子，如不能及时捕获归案，将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当前，政治土匪的叛乱刚刚平息，群众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存有疑虑，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贫苦群众，深入细致地做好工作，相信一定能把廖宗泽捉获归案。
新都县警卫营也同时成立了侦捕小组，由县公安局统一协调指挥。
县公安局和警卫营侦捕小组首先深入到与廖宗泽老家华阳县石板滩接壤的新都县太兴（现新店子）、木兰（现黄泥乡）乡，以此为重点开展侦缉工作。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区，老百姓普遍讲广东客家土话；年长的老百姓既不会讲成都话，也听不懂成都话，因此不仅进军以来的北方同志存在语言障碍，就是新都本地的同志，也只能听懂一点点，做起群众工作来很吃力。此地属黄土丘陵地带，当时还没有乡村公路，乡间小道是天晴一把刀，天雨一包糟，走起路来十分费劲。
侦捕组的同志们克服了语言和自然环境的困难，一面采取以匪制匪的策略，通过向参加叛乱的人员和旧乡保人员了解情况，以发现廖宗泽的蛛丝马迹。通过一个阶段的工作，掌握了不少当时叛乱现场的具体情况，结交了一批贫苦农民朋友，唯独发现可疑线索不多，且经过进一步查实，都一一否定了。
县公安局从审讯在押的叛匪骨干和管训自首特务中获悉：廖宗泽的胞弟廖宇梁住在新都县西外乡，通过讯问廖宇梁等知情人，了解到廖宗泽在新都县和广汉、什邝等地的社会关系，经派人调查访问，仍未见廖宗泽的踪迹。县上举办的旧乡保人员集训班，号召动员他们检举立功，也没有发现线索。
8个月过去了，侦捕廖宗泽的工作仍无进展，侦捕小组部分同志产生了松劲情绪。县公安局领导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公安机关和友邻地区的情况通报。根据廖宗泽曾在新都县姐姐家躲藏过的情报，判明廖宗泽曾在这一带潜藏，侦捕组研究决定：对廖宗泽在新都四外乡廖宇梁及其亲属四周、靠近新都县的华阳门坝坡廖宗泽的侄儿四周，以及新店子、黄泥店、曾家幺店子一带，物色群众积极分子，注意发现廖宗泽的踪迹。侦捕组的同志仍坚守在各乡的岗位上。
1951年，镇压反革命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3月初的一天，县警卫营侦捕组刘雄贵接到木兰乡解放前的乡长曾昭明的“枪架子”（背枪保镖）方华幺反映：“前些日子我老板（曾昭明）家曾来过一个客人，吃猪肝都要吐渣子，听说他是黄泥店那边廖家的，名叫廖品章，过去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大官，现在解放了，跑回来躲共产党。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家。”
刘雄贵鼓励了他几句，并叮嘱方华幺今后若碰到廖品章，要及时报告。
3月6日上午，刘雄贵叫方华幺领路到黄泥店廖贯之家寻找廖品章。两人刚走到黄泥店山脚下，就看见一个头戴草帽，身背背篼的中年汉子，正朝廖家院子走去。
“就是他。”方华幺用客家话小声告诉刘雄贵。
刘雄贵快步上前盘问。
“我是廖品章，就是这个院子里的人。”中年汉子转过身回答说。
院里的主人一见，赶忙上前解释：“他是我哥哥。”
这时，从外面进来不少围观的群众。
刘雄贵问在场的群众：“你们认不认识他？”
“不认识！”不少群众回答说。由于农村开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三月一日又公开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打掉了土匪的凶焰，不少群众已经敢于站出来说话了。
“廖品章，你既是这里的人，这里的群众怎么会不认识你？”刘雄贵追问。
“我过去长期在外面做事，很少回家。”廖品章辩解说。
“你要老实。要是不老实，我们就开群众会斗争你！”
这时已有一小队乡上的武装民兵赶到。刘雄贵遂决定将廖品章带回乡公所继续审查。
在乡公所，这个中年汉子还是一口咬定自己叫廖品章，在国民党当过兵，解放前夕就开小差回家了。但他却说不清楚所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长官姓名等等。
刘雄贵既感到此人嫌疑重大，但又不能肯定此人就是廖宗泽。下午，刘雄贵和乡里研究后，决定把廖品章带回县里继续审查。
在新都县公安局看守所预审室里，廖品章经过近一个通宵的突击审讯，还是不吐实情。
东方欲晓，廖品章突然反问审讯员：“你们打不打？动不动刑？”
看得出他心中顾虑重重，他用国民党特务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办法来衡量人民公安机关，不坦白担心皮肉受苦；加上他自感罪孽深重，即便坦白也是死路一条。经过预审员反复交待政策，消除了他的顾虑后，廖品章才承认自己就是久侦未获的大特务廖宗泽。廖宗泽交代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和罪行。
7日，川西公安厅批示新都县公安局将廖宗泽押送川西公安厅政保处。3月11日，《川西日报》报道了捕获廖宗泽的消息。3月15日，川西行署、川西军区通令表扬了新都县警卫营；川西公安厅给新都县公安局、县警卫营各赠送了一面捕获大特务匪首廖宗泽有功的锦旗。（4）
廖宗泽为何没有逃往台湾？曾与他在军统共事后又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和战犯管理所一起接受改造多年的沈醉先生曾撰文回忆说：“廖宗泽早年在共产党的地位相当高，在革命低潮时离开了共产党，投到戴笠门下，逐步取得信任，爬到了将级，是流过不少血出过不少汗的。但到了最后关头，却被蒋介石丢下了。他也和别人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既走不了，也不敢在解放后去自首，更害怕见到当年的老上级刘伯承，因他曾追随刘伯承，也向刘伯承表示过，要革命到底，结果走到相反的方面，这是有点难为情的事……”
对沈醉的说法，蒙特赦后的文强先生斥为大谬。文强认为，把廖宗泽留在大陆执行游击任务，是蒋介石、毛人凤割据西南计划的预定步骤，从国民党破坏重庆计划中的各兵工厂破坏程度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也可看出，蒋介石当时要在短期内重返大陆的决心是很大的，安排廖宗泽担此重任，完全是蒋介石对廖宗泽的信任和重用。
该年7月，廖宗泽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监狱关押。一个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搏斗的人，此时却以国民党军统大特务、破坏重庆的头号罪犯的身份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特别是他当年的上级刘伯承、战友曹荻秋，均已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正住在重庆城里，不难想象，廖宗泽的心情显然会比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类终生与共产党为敌的战犯要复杂得多。
后来转移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廖宗泽已经55岁了。他这时才开始认真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沉痛的忏悔中进行学习和改造。他在改造中的表现是较为突出的。因此在“文革”前夕政府组织全国战犯第二次大规模外出参观学习时，他被安排作为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致敬致奠的代表。
（1）笔者注：文强（1907—2001），号念观，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他是毛泽东的姑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骨干、国民党军中将参谋长等，淮海战役被俘，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为促进两岸的统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笔者注：吴芳吉（1896年——1932年）系重庆市江津区人士，字碧柳，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其才华灿烂夺目，与苏曼珠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著名诗人。
（3）笔者注：陈远湘（1905- ），四川宣汉人，黄埔军校第4期炮科毕业，中国国民党陆军少将，1948年8月任第41军少将副军长兼郑州警备司令，12月6日在淮海战役中于河南永城被俘。1975年3月19日获特赦，后任四川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四川省宣汉县政协副主席。
（4）笔者注：关于廖宗泽一节，引用了重庆著名党史专家何蜀先生撰写的《从红军政委到“党国英烈”》中的一些资料，特此说明，并感谢何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