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遇龚翁受益匪浅遭冷遇闭门不纳
1938年8月3日清晨，陈独秀与潘兰珍在储奇门码头登上小客轮，溯江而上，前往江津。
船进猫儿峡，朝暾初起，水光**漾，红色的晨雾飘袅如轻绡薄绫。
陈独秀独自倚栏而立。眼前，大江滚滚东去，几只上水木船正傍着河岸蠕动逶迤。
江风疾猛起来，吹得陈独秀的长衫下摆，以及剩下不多的头发飘飘欲飞。
离开重庆之前，为避免记者们的纠缠，陈独秀对自己前往江津的事闭口不谈。启程前，他也没给邓仲纯（邓初）去信通知。战乱时期，他委实不愿给朋友增添更多的麻烦。何况，他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也用不着如此客套。
陈独秀为何舍陪都而赴江津？
江津历史老人龚灿滨如此解释道：
我们从陈独秀客居江津期间写给友人，尤其是写给成都的杨鹏升，与他当时尚留在重庆的三儿陈松年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这个答案。他舍重庆而来江津，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
一者入夏以来，号称中国三大火炉的重庆酷热难当，对患有高血压的陈独秀来说，很难适应；
二者日机已开始频繁侵袭重庆，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群团都已开始向郊县转移；
三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任过教，并有着深厚感情的国立九中（原安徽公学，现江津第二中学——作者注）已先于他迁到了江津县城对岸的德感坝。在该校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至交、学生众多。
而更使陈独秀动心的，是他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在北大时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邓仲纯，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开业行医，邓仲纯经常到重庆进购药品，也曾数番前去看望先借住在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重庆办事处，后借住在上石板街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宅邸中的陈独秀，并与弟弟邓季宣商量后恭请陈迁到江津他兄弟俩家中同住，并说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临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也比重庆便宜得多。
这样，陈独秀才决定迁往江津。
对陈独秀来说，最感亲切的是战时被疏散到江津的安徽人，多达千余人，先期从安庆撤出的安徽公学也更名国立九中设在与江津县城一江之隔的德感坝，安徽名流光明甫等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均会于此，有“小安徽”之称。
在安徽籍新朋旧友中还有挚友潘赞化与大夫人、高语罕王丽立夫妇、邓仲纯邓季宣兄弟、老战友葛温仲之子葛康俞、安徽名绅胡子穆，以及九中校长陈访先、秘书方孝远，白沙女子师范教师台静农等等。江津的人文环境，无疑让四处漂泊的陈独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当然，陈独秀绝对没有想到他会在邓仲纯家中两次受辱，更没有想到，小小江津，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归宿。
1985年，曾经为我和孙诗人以及中国不少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们提供过许多珍贵史料的龚灿滨先生死了。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死了没有大人物那样的轰动效应，也实在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更不会有人为他劳心费神地写上一篇悼念文章。
然而，客观地评判，龚灿滨先生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社会遗忘。因为，这位普通的江津人曾经与两位绝不普通的大人物有过交往，一位是死在北京的李大钊，一位就是死在江津的陈独秀。
1927年3月18日，正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也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游行大示威。而这次行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就是龚灿滨的江津老乡谭祖尧。谭祖尧时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读书，系中共党员。李大钊当时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谭祖尧则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为李大钊先生手下一员重要干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磨刀霍霍，意欲将共产党、国民党一网打尽，古都霎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也带着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几位同志避进了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
1927年4月3日，龚灿滨偶然从一位来北大旁听的姓秦的海军部科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口中，探听到张作霖将于最近几日内进行大搜捕大屠杀的消息。当天夜里，他即奔赴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找到谭祖尧，叫他赶快离开北京。谭祖尧得知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必须马上转告已移住到苏联营房的李大钊。谭祖尧立即带着龚灿滨赶到苏军营房，向李大钊报告了情况，并劝他立即离开北平。大钊先生听罢情况，虽不太相信，但仍向不顾危险跑来通风报信的龚灿滨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进使馆区抓人，他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也不敢冒此大不韪的。”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嘛，北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
然而，几天后发生的事实却足以证明李大钊把张作霖看得太“规矩”了一点。他更没有想到，外国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扑灭共产主义的火种，宁愿暂时放弃一点特权，允许张作霖的军警进入使馆区行动。
1927年4月6日深夜，北京全城戒严。张作霖的一千多名侦缉人员和军警配合，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在苏军营房抓捕李大钊，在使馆二楼抓捕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
当夜，另一江津人、共产党员、北师大学生吴平地也在四川会馆被抓。
当然，龚灿滨并非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具备谭祖尧那样的认识。他去通风报信的目的更多的是从乡情出发，主观上他只想救谭祖尧，客观上也捎带帮助一下李大钊。但无论怎样，在那种白色恐怖之下，这大概也不失为一桩壮举吧。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20名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志士殉难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60块大洋，购置了两具上等棺木，两匹白绸，雇车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吴平地的遗体，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
谭祖尧的未婚妻李婉玉在母亲的陪同下，也赶到义地为谭祖尧送葬。当薄薄的棺木揭开时，只见两位烈士的颈子上各有一圈乌痕，谭祖尧胸前还有碗口大一团血斑，可能是死前遭受毒打所至。
李婉玉目睹爱人惨死，奋身扑向遗体，跪伏棺前抚尸痛哭，直至昏厥。龚灿滨赶紧雇了一辆黄包车，让婉玉母亲送她回家。
谭祖尧身兼国、共两处秘书，直接在李大钊领导之下工作。那时候，陈独秀创办的以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已经停刊。谭祖尧便创建了新军社，并创办了《新军杂志》，为团结北平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人誉《新军杂志》为《新青年》之再现。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谭祖尧也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著名领袖人物。
一次，北平艺专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与几位西画系的同学前去观看。蓦地，一幅笔法细腻的工笔画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在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位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
何妨顾影学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