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大姐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晚饭吃过了么？我叫松年上街去买点吃的回来。”
向荣说：“不用了，我们在通惠门吃过晚饭才进的城。”
潘兰珍招呼道：“大姐，大姐夫，坐下说吧。这么晚了过来，有什么要紧事吧？”
向荣说：“这次我和你姐夫去重庆附近的几个县城跑了一趟，还算不虚此行，在江津找到一个叫油溪场的地方，不单水好，当地出产的豆子，质量也相当不错。”
陈独秀一听江津便来了兴趣：“江津，仲纯季宣都在江津城里安营扎寨了呀。你说这油溪场，离江津城远么？”
吴欣然接过陈独秀递过的雪茄，点燃，吧了两口：“油溪场是江津县的一个小乡场，就在江津县城上游10多里的长江北岸。方方面面我们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是个开酱园铺的绝佳地方。”
向荣说：“厂子一旦开起来，我们就算在四川立住了脚，今后不管世道咋个乱，也不管这仗还要打多久，只要日本人进不了四川，我们就不会倒霉到饿饭那一步了。”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有酱园铺这股长流水，生活至少是能够保证的。仲纯现在在江津城里开医院，他弟弟季宣是原来的安徽公学，现在也迁到江津对岸德感坝的国立九中校长。他们弟兄俩商量好了，请我们一家老小到江津去，和他们住在一起，生活也由他兄弟俩负责。”
吴欣然似乎不太相信：“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么？世上还有这样好的事？”
陈独秀得意地说：“陈邓两家有通家之谊，我和邓以蜇、邓仲纯又一起在东京住过不短时间，后来又同在北大共事，陈独秀这三个字在邓家人心里，分量还是够的。”
向荣说：“他们既然有这个经济能力，又是真心相邀，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带着母亲和松年一家去嘛。江津县城到油溪场，每天都有揽载（运载客货的大木船—作者注）来回，下水揽载一个钟头就到了。虽是逃难，我们姐弟两家，到底也在一起。”
潘兰珍这下高兴了，说：“阿拉也觉得去江津最好，听仲纯说县城建在江边一大块平坝子上，不像这重庆城，随便到哪里都要爬坡上坎，物价也比重庆便宜得多。再说，江津地方小，不容易招日本人的飞机，在南京监狱里被炸过一回，在陈钟凡家里又被炸过一回，阿拉和老先生都是躲在桌子底下才逃出命来的。前天在重庆又被炸了一回，虽说炸弹没落到我们头上，可下一回呢？我们又从不烧香拜佛，阿拉不信菩萨真能每次都保佑我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陈独秀说：“其实，仲纯前天来邀时，我就已经动了心。我也不想住在重庆城里，日机三天两头飞来到处乱轰乱炸，许多大人物和重要机关法团都已开始向郊县转移；再者迁居江津避难的安徽人很多，如今的国立九中师生又主要是安徽人。潘赞化、何之瑜一班故旧学生都在，高语罕前日来谈到，他也打算应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大师之邀，到该学院去任教，有这么多老朋友做伴，我也不会孤单。”
向荣说：“那就去啊，还犹豫什么？”
吴欣然也说：“仲甫，一家人待在一个小地方，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我认为江津值得一去。”
陈独秀道：“我对邓氏兄弟完全放心，唯担心仲纯那老婆，仲纯惧内，在北大是出了名的，他那老婆，与我又有过节，要是她内心不乐意，日子一长，谨防会弄出些不愉快的事来。”
潘兰珍说：“阿拉看老先生是多虑了，仲纯不说他老婆是刀子嘴，豆腐心么。还说，都过去那么些年的事了，还请侬千万别记在心上。”
陈独秀说：“大家都认为江津不错，都赞成去江津，我也不当反对派。不过，我的想法是，我和兰珍先去打前站，你们暂时留在重庆，如果一切皆好呢，你们再来。”
向荣说：“你只考虑母亲和松年他们就行了，吴家这边的事你一点不用操心。我们去江津，是直接到油溪场，不会给邓家添麻烦的。”
陈独秀不愿在大姐和姐夫面前丢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道：“我去江津，也是难拂邓氏兄弟盛情，经济上，我也不会给他们增加压力的。我现在在薛农山的《时事新报》兼着个主笔的虚职，每月有一笔虽不多，却是固定的收入，北大同学会也长期不断地给我寄钱。再者，我的稿费，也足以养活一家子人。”
陈独秀说：“还写什么信？你不也听见仲纯对我说了，邓家对我是翘首以盼，任何时候去都绝无问题。我与仲纯绝非泛泛之交，用不着如此客套。”
潘兰珍性急地说：“说走就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陈独秀白了她一眼：“急什么急？我还得把几篇稿债还了才能离开重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独秀虽然在朋友、媒体面前一再表明他“决心不再介入国共两党之争”“对政治已全无兴趣”的态度，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改不了“斗公”本色。在重庆仅一月期间，他除了四处演讲，不遗余力地鼓吹抗战，还频频发表文章，两线出击左右开弓，既猛烈抨击重庆，也未放过延安。
16日，陈独秀在《民族野心》一文中愤怒地谴责重庆：“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官僚们则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此大饱私囊。士大夫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的‘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
1938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共的猛烈批评和抵制。
陈独秀也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抗战中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是在野党。他认为执政党应承认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在野党绝对拥护抗日战争，在野党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抗日战争之最高统帅权。但在野党应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但不幸得很，竟有人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如此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深为延安所赞同。
但是，陈独秀听信一些流言蜚语，也撰文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等等。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对延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国民党的身上。
21日，陈独秀又发表了《论游击队》一文，以同样尖刻的语言讥嘲延安：“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兵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这是任何一个搞政治和军事的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常识。”
可是，正当人们重新关注着议论着“陈独秀”这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时，他却突然销声匿迹了。集会上再也见不着他的身影，报纸上再也看不着他的文章。广播里也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陈独秀，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