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琏毕生喜读文学和历史书籍，晚年从“驻南越大使”任上回台北后，受聘“总统府战略顾问”，晋级陆军一级上将。
他把晚年大把的时间，全花在了研读典籍古书上。
一九七四年，六十七岁的胡琏申请附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成为一名年纪最长的读博旁听生，一时成为全台湾的大新闻。
平心而论，胡琏在战场上的表现确比其同僚们略高一筹，台湾“国史馆”《胡琏传》云：“琏将兵，谋擅诡略。有（张）灵甫之悍而无其骄。有（黄）百韬之忠而其谋过之。”
国民党将军中能打仗的不少，会打仗的不多，善打恶仗硬仗的就更是屈指可数。
胡琏算得一位，而且是以善打恶仗出名的国民党将军。
蒋介石对这个出身黄埔四期的陕西弟子也是宠爱有加，非常倚重。
国民党军史对胡琏的评价是十二个字：“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他麾下的十八军，被国民党其他部队称为“吃人部队”，是战斗力最强的。
而整十一师在国民党“五大主力”中被解放军歼灭的时间最晚，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胡琏的整十一师不愧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
说胡琏“能战”，不算是溢美之词。
回过头来，再说说时年三十六岁，在石牌大血战中的胡琏。
胡琏奉命防守石牌，却不把目光局限在石牌要塞这块弹丸之地上。他频繁地“走马观花”、“游山玩水”，实际上是约请要塞指挥官滕云。要塞炮台方荣总台长与各分台台长，与他一起实地勘测地形，把海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岸基炮兵）与陆军的作战特点如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到时将战力发挥到最大。
石牌一战让胡琏成为举国景仰的大英雄，但他的形象却长得来和英雄背道而驰，塌眉毛，嘴角耷拉，下巴尖挑，面若野狐。在战场上，胡琏多疑善变，打仗小心翼翼，攻战必先求稳，战场嗅觉异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就能马上察觉，然后迅速脱身，确实像一只狐狸。
所有以上这些特点，此时正逐一从胡琏身上表现出来。
胡琏是一位善于山地作战的将军，他非常重视利用地形构筑防线。
石牌周围崇山峻岭、壁立千仞、千沟万壑、古木参天，这样的地形对构筑坚固工事非常有利。
但是，他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素养提醒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同时也是愚蠢的。
胡琏在宜昌前线作战已经三年多，多次在前坪、三游洞、平善坝等前沿阵地远眺过宜昌城，亲眼目睹密集在宜昌江边那一大片黑压压的轮船。
武汉会战失败后，中国残存的轮船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顺着长江涌向宜昌。在宜昌，吃水浅的轮船驰入川江，去了重庆，吃水深的大船则命运凄惨，动作快的自沉于西陵峡口，以身体阻塞航道，不允日本军舰驰入川江。动作慢的，便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分段封锁了宜昌至武汉之间的江面，日军苦于无力打通航道，所以这批轮船在宜昌江边，一停就是三年多。
胡琏想得很远，也想得很细，日军倘若用这些轮船装上军队，以军舰护航，宜昌到石牌要塞，距离不过二十五公里，以他十一师的力量，即便人人都是神兵天将，也是抵挡不住的。
但是，有方荣总台长的一百多门大大小小的火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和方荣以及方荣手下的分炮台台长们“走马观花”、“游山玩水”，为的就是战火一开，方荣的大炮既能稳、准、狠地砸在日本军舰和日本人的脑袋上，又不会误伤了自家弟兄。
胡琏狡如狐狸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日军此后的行动也果真如他所料。
五月二十九日，十艘日军舰艇沿途鸣枪放炮，一路上驰，不顾死活地冲进了西陵峡口。方荣总台长按照战前测算好的射击诸元，一声令下，巨炮轰鸣，震得西陵峡地动山摇，浪卷波涌，两艘日舰当即起火，结果一艘被击沉江中，另一艘被击得伤痕累累，剩下军舰掉头便逃，逃回宜昌才来得及喘口气儿。
从此后，日军再不敢作非分之想。
胡琏除了与“海军”配合，还在山隘要道层层设置鹿寨，巧布奇兵，凭险据守。
鄂西雄奇险峻的地形地貌与独出心裁的防御设施，帮了胡琏的大忙。由长阳至三斗坪、石牌一带，在抗战时期，虽是川、鄂、湘唯一的主要通道，人马可通行，但其中险要重重，利于坚守，而不利于进攻。
有一段当地人称作碑槽的山道，由下坡到上坡须经五百公尺左右的深谷，坡两边山峰壁立，相隔只有四公尺。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地。行军至谷底，如置深井之中，两侧绝壁之上，又有当地人放置悬棺的许多天然洞窟，长达五里，其险峻可知。
由宜都至渔洋关一段，地势虽然崎岖，但险地较少，而长阳至三斗坪、石牌一段，地势尤为险要。
在此之前，江防军便在这一带筑有永久和半永久性工事，碑槽至三斗坪、石牌一段因地形奇险，故只有临时简单工事。
胡琏实地勘测了这五里长廊后，调来师部特务营，就在这长达五里的峡中小道上做起了文章，他除了部署部队分守各个山头外，还让特务营营长刘正坤组织了若干支战斗小队，利用悬崖绝壁上的无数个天然洞窟作为轻重机枪掩体。每个山洞一般布置三个人一挺机枪，待到人枪、粮食、成箱的手榴弹和饮用水运上洞窟后，即将梯子除去，并将洞口用石块堵成小孔，形成坚固的机枪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