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在督战队的催逼下，又使用第三六一团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攻击，磨基山依然没能攻下来。而三六一团的伤亡，比三六二团更大。（6）
直到有一天，防守磨基山的日本鬼子自己走下山来，规规矩矩地遵照中国军人发出的口令把枪放下，然后登船过河，在中国武装士兵的押送下整齐地排着队，走进宜昌城东郊立着一排排竹棚的营地里——当然，那已经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的事情了。
而在那之前，宜昌这片土地上，磨基山前，还将发生许许多多令我们后人无不为之感叹、感愤、感动的故事，容笔者一一道来。
谢英想了想，说：“如果连这个死鬼子也丢了，我们回去说杀了多少鬼子，我敢保证没一个人会相信……”（7）
现在说起来似乎让人不可思议，这场大仗打到现在，把如此重要一个宜昌都打丢了，可第五战区居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时任第二军第九师师部文书的苑景琮先生晚年回忆说：“第五战区对宜昌之敌是何部，久未查明。司令长官部令第九师用各种手段查明敌情上报。约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下旬，张金廷师长饬各团派小部队捕捉日俘获得口供。”
也算国军运气好，就在他们急欲弄清楚宜昌之敌的情况时，某天，突然有一位姓马名开来，自小生活在磨基山一带的五十来岁的农民，于夜间从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逃出，穿过中间地带，向国军营部报告日军**掳掠的罪行，但对番号及兵力配备等一无所知。并称熟悉道路，了解敌碉堡和步哨位置，说日军哨兵白天多在小路上游动，入夜则回到山顶哨所，易于寻隙通过。如国军夜间打磨基山营地，他愿带路前往。
营长毛显才向团里一报告，团长再向师里一报告，张金廷师长对马开来如获至宝，当即亲自深入到营部，和团长龙汉涛，营长安福钊一起商量如何抓俘虏的事。
如此一桩重要的任务，就落到了二六三营二连副连长谢英肩膀上。
龙汉涛团长当即一个电话把谢英叫到团部，当着张金廷师长的面，命他率领二连一排完成此一任务。
谢英建议说，夜间深入敌占区十余华里袭击，稍一暴露牺牲事小，不能完成任务事就大了，只宜组成一个突击班，使行动快速，更机动灵活。师长团长营长均同意谢英的意见，遂决定当晚行动，并通知第一线各部，以免造成误会。
谢英带回向导，在全连挑选出久经战阵的班长和老兵十五人，组成突击班，以第一排作战勇敢的排长杨顺和任班长。武器只带冲锋枪、手枪，一人另配一把大刀，手榴弹四枚。突击班分为五个小组，每组三人，各组携带装俘虏用的麻袋、绳索、白毛巾等。谢英要求各小组颈系白毛巾，捉获俘虏后即迅速沿原路回撤。
一切准备就绪，等天色刚一落黑，谢英亲率突击班出发，沿长江边潜行，到达太子岗与我军哨兵联系后即出步哨线，进入敌我中间地带。
此地带荒草齐胸，行动困难，八时左右接近敌步哨线。谢英命杨排长带马向导先侦察日军步哨情况。
不久杨返回报告，并未发现有敌步哨。
谢英决定迅速潜行。
约二十分钟，一举通过敌步哨线，进入敌占区。
大家对敌占区地形茫然不识，夜暗下全凭马开来带路，时而野地行走，时而岔路转向，走走停停，约在午夜才来到磨基山脚，在山麓东北侧微见灯火。
据搜索兵报告，灯火处是一大帐篷。
谢英问马开来：“大叔，知不知道那帐篷是干什么用的？”
马开来说：“晓得，晓得，里面住的是老东。”
谢英再问：“住了多少？晓得么？”
马开来脑壳直点：“晓得，晓得，我到那里去卖过马草，有十好几个。”
谢英点点头：“嗯，那就差不多是一个班。”牙一咬，“传话下去，弟兄们动作麻利点，杀他个猝不及防，把帐篷里的老东全端了！”
说罢右手有力地往下一砍，十几条好汉像蛇一样，无声无息地向着大帐篷爬去。
看看近了，弟兄们全都拿出手榴弹，一手握两枚，扭开盖，引绳一拉，几十枚手榴弹全向着帐篷顶上飞去，这一连串爆炸震**着夜空，前一波炸声未息，第二波手榴弹又飞了出去。紧跟着便是一片拖得长长的“杀——”声，从谢连长、杨排长到每一个突击班的战士，或双手端着冲锋枪，或双手紧握着磨得雪亮的大片刀，一跃而起，向着已经被炸得七歪八倒的大帐篷冲去。
正在熟睡之中的十几个日本兵哪里会想到天降大劫，死的一动不动，没死的鬼哭狼嚎，满地滚爬，
杨顺和排长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第一个进了大帐篷。
帐篷已经支离破碎，众战士冲进去便挥刀暴砍。冲锋枪也响了。
谢英大喊：“留活口！”
此时一个日军从帐篷内突然不顾死活地跃起，仓惶向外面飞窜，正巧撞到马开来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