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团一营二连陈杰庵连长很快被机枪打倒。
副连长谢英一看队伍要乱，立即举枪高呼：“连长牺牲，大家听我指挥！”
不到十分钟，一排长李子贵、二排长李雨辰、机枪排排长任相民非死即伤。第三连除连长梁镜吾外，三个排长二死一伤，士兵死伤更是惨重。谢英数了数，全连原本一百四十二人，现在还剩下八十七个。
守敌极有经验，一直要等攻击的中国军队近到最短距离才集中火力突然射击，攻击部队前进一步也十分困难。
等到天大亮以后，地上到处都是国军尸体，躺地下的日本人也有，但十具尸体里难得见着一具。
担任夜袭的第九师全部暴露于日军阵地前，虽再度组织进攻，仍未奏效，只能在地上多铺一层尸体。
于是张金廷师长下令各团脱离敌阵地，向安全地带转移，当然并非就此落荒而逃，而是稍作休整后再战。
攻击受挫的二十六团士兵们和他们的长官龙汉涛、解云祥、王惜时、安锡钊、谢英一样，看上去个个目光呆滞，全像热昏病人。后方送上来的饭菜，闻着就想吐，顶多也就只能喝点汤。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就想打，就想杀人……那一刻，就连懦夫也变成了勇士，在所有军人的意识里，生命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东西——他们终于找到军人勇敢的真谛，原来勇敢的最高境界就是如何把人训练到对生命麻木的状态，日本人通过武士道已经做到了，中国人通过和日本人拼命也做到了。
陈诚在战后总结时说：“此次作战，我军兵力雄厚，与敌军相较，成十与一之比，故兵锋所指，几如泰山压顶。敌军在此种情形下，只能困守据点，不敢与我对战。但因工事构筑坚固，准备充足，我军每攻下一据点，均须付出相当重大之代价。”
陈长官此言不虚，烟墩堡半坡工事里的守敌只有一个加强排，顶齐天也就五十个人，加上山顶工事里的日军——根据解云祥当时的观察，总数不会超过四百人。后来知道是两个中队——也就是两个连的编制，那就是说，守敌还不到三百人。
而进攻的中国军队是一个师！
不过，老话说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军队既然如陈长官所说，以十当一，泰山压顶，靠的是人海战术，那总有乱拳砸死教师爷的时候。
就在日本人把烟墩堡变成了担任主攻的第九师前进路上不可逾越的鬼门关时，领命为第九师打掩护的王凌云第七十六师却是福星高照，顺手牵羊，发了点意外之财。
七十六师同样是利用夜色掩护，向宜昌东郊的牛鼻子岗、杨岔路方向前进，准备到那儿去鼓捣鼓捣，把防守宜昌城的日军吸引一部分过去，减轻第九师攻城时的压力。
王凌云师长当机立断，马上指挥部队将敌包围，一番激战后，当场击毙数十名，生俘两名，缴获九二步兵平射炮两门，骡马十二匹，残敌在牛鼻子岗守军的策应下夺路向当阳逃去。
七十六师迅速攻占了牛鼻子岗附近各据点，先头部队攻占了杨岔路，有效切断了宜昌市区敌人与土门垭之敌的联系，按部署为第九师钻隙进攻宜昌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七十六师完成掩护任务出色，不久李延年军长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时，王凌云则提升为第二军军长。
担任主攻宜昌城区的张金廷师在此战中付出的牺牲不知比王凌云师大了多少倍，然出师不利，受阻于烟墩堡。在此后的战斗中，他们在敌阵里杀进杀出，如是者三。
但由于始终受到烟墩堡和大娘子岗、二娘子岗守敌的顽强抵抗，第九师在烟墩堡前与敌缠斗，耽误了太多时间，除了在激战中失散的二十六团一营二连在代理连长谢英的指挥下，稀里糊涂杀进了城里，其余部队直到十月三日日军主动向宜昌城区收缩兵力后，才跟着兄弟部队进入了城区，未能达成战斗任务，张金廷也因此受到警告惩戒。
更让张金廷师长冤上加冤的是，他手下第二十六团第一营二连代理连长谢英在这次反攻宜昌作战中打得极其漂亮，可荣誉却不属于他，谢英和他手下的五十来个从尸山血海中冲杀出来的兵，嫌第九师名声欠佳，全部火线跳槽，改投到了第七十五军傅正模的预四师，让傅正模捡了个落地桃子。
九月二十三日，战役一打响，陈诚就投入了十四个师，此后随着战况的变化不断增加，战至十月二日，参加攻击宜昌的部队已达到二十二个师。
那就是说，陈诚现在是以二十万兵马，对付四万日军——五打一！
毕竟，日本人再凶顽，军事素质再精湛，他也不是天神附体，更不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天将。中国人的子弹打在他身上照样穿个窟窿，中国人的炮弹一样炸得他血肉横飞。
事实也的确如此，事后得知，防守第一线的日军部队因势单力薄，对中国军队的攻击的恐惧甚至达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一遇风吹草动，即盲目射击，白白消耗了不少弹药。
最先被打得手忙脚乱的是第十三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
十月三日，各部的告急电报不断传到设在宜昌海关大楼里的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内山顿感中国军队的这次攻势不同一般，轻易出击只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命令各部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在主要方向“坚守各阵地，在阵地前最近处予以摧毁”。
是日，七十五军第六师即进到鸦雀岭东北的王家店，并于次日以一部协同三十三集团军阻击由当阳向西出击赶来增援宜昌的第三十九师团一部，从而完全切断了第十三师团与第三十九师团的联系。
重庆城里的蒋介石信心满怀，整日在作战室中看着幕僚和参谋人员忙忙碌碌。第九、第三、第五、第六战区正在按照他的命令同时展开行动，这其中他更为重视的是第六战区的反攻宜昌之战。
他时不时到负责六战区的小组去关心关心，看参谋人员在一幅巨大的鄂西南地图上标标画画，听听关于战况的报告，一站就是半天。
宜昌之战不但与湘北战场关系密切，而且还有它自身的重要性。
在蒋介石心中，长沙与宜昌，形成了一九四一年秋天中国抗日战争的两大焦点。
在中国军队不顾死活，不计成本，前赴后继，死缠烂打，排山倒海地轮番攻击之下，日军全线告急，阵地不断向宜昌城区收缩。
十月二日，蒋介石得知宜昌前线的进展彻底打乱了日军的防御阵线，第三十九师团已被完全阻断，对第十三师团的包围即将形成，而不妙的是长沙方面战事已经结束，日军早渊支队正日夜兼程，向着宜昌回撤，这让他既喜又忧，担心反攻宜昌有可能功败垂成，遂于当晚二十二时正，向正在沙镇溪指挥所密切关注着战场动态的陈诚下达了“湘北日军已开始回撤，令你不惜一切牺牲，务于三日内攻克宜昌”的命令。
陈诚拿着电报呆了许久。
宜昌之战已进行数日，各部队顽强攻击，已付出相当惨重之伤亡代价。谁都清楚，如果日军回援，则前功尽弃。
而就在这一天，宜昌城里的内山英太郎也接到了来自武汉第十一军军部的两份电报。
第一份电报内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