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金生当日军开来时，正和十多个乡邻躲在陈家围子的排水沟里。
此时只见六个穿黄衣服的人朝他们走来，开始他们还以为是中国军队没有来得及逃走，等到六个人走近时，才看清原来是一伙日本兵。
这时大家已措手不及，一个个遭到日军刺刀的猛刺，顿时尸首一片，沟水变成了血水。
胡金生躲得隐蔽，一时未被发现。
日军走后他想逃出，不料在河堤上与几个日军不期而遇。
其他日兵见状迅即扑过来，开枪击中胡金生的右手，又用刺刀连捅数刀，其中一刀刺中右胸，胡金生当即昏死过去。
当天晚上，胡金生被十二岁的妹妹找到，并请邻居把他抬回家了。
家人见状，伤心不已。
可是厄运远未结束，第二天，日军又进村**了。
慌乱中，胡金生被家人抬到干猪栏池子里躺下，上面放一块木板并盖上稻草，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是其妻李友秀未来得及躲藏，被日兵发现了。
当时日兵一伙有十多人，顿时兽性大发，对其进行了**。
李由于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从此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便死了，可怜腹中胎儿没等到降临人世就同时遭日军扼杀。
在那场空前的劫难中，胡金生的祖父胡桂秋、伯父胡海云、叔父胡德光、父亲胡赞庭、大哥胡永生都被日军杀害了。母亲在遭受这场横祸打击后不久离开了人世。妹妹也被迫早早地嫁了人。全家只剩下胡金生孤零零一人带伤活了下来，可他在**整整躺了两年也不能下地，最后留下了终身残疾，也未再娶。
在极为痛苦的日子里，胡金生曾多次想到死，“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应该活下去，要把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告诉子孙后代，再也不过那样的日子了”！
几十年后，对于当年的亲历亲见，陈腊梅仍然记忆犹新。那时陈腊梅一家四口人，靠驾柴梆子船运载芦苇为生。由于驾船流动性大，家里便在厂窖街上盖了几间木架子屋。
五月九日早饭后不久，水上的日军乘汽艇沿藕池河中支下边的茅草街开上来了，同时天上的日机像老鹰一样盯着厂窖磨地儿打圈圈。日军格外猖狂，他们用步枪、机枪猛烈扫射，子弹像雨点一样呼呼飞来，天上的飞机丢下一串串的炸弹，到处狂轰滥炸。
“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快跑啊!”
成千上万的船民、难民和厂窖街上的居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乱转，哭叫着，拥挤着，推搡着。
就在这混乱的局面中，陈腊梅的婆婆辗转逃到了瓦连堤，结果死在日军的刺刀之下。
陈腊梅本人随着一部分人群躲进了垸子中间一块苎麻地里，一直躲了四天，总算捡了一条命。
等到日军走后，陈腊梅夫妇先后回到厂窖街上，一看惊呆了：只见上百户居民的房子以及河里数千艘船只，统统被烧成灰烬。他们家的三间木架子屋和停靠在厂窖港的四只柴梆子船，也被烧得精光。船上装载的几十吨芦苇以及家里的所有用具，统统化成一堆黑灰，连换洗的衣服也没留下一件。而此前在她家小住的姨父由于未及得逃脱，被日军砍死后随同屋子烧得只剩下一堆焦尸。
在日军侵扰的几天时间里，据陈腊梅回忆，厂窖港里难以数计的船民、难民，除逃上岸的少数人救住了命外，其余成百上千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与船同归于尽，不是被日军杀死，就是被日军烧死。
陈腊梅说：我们水上船民以船为家，船就是**。鬼子来了，大都舍不得抛船逃命，不少人躲到船尾梢，吊住舵把子汆入水中，只留张嘴巴在水面出气。结果不是被烧死、打死，就是被淹死。后来，厂窖港的水面上，各种奇形怪状的尸体，像水里浮头的游鱼一样浮满一港，密密麻麻，连横渡船过渡也得用篙子拨开死尸才过得去。
死难的同胞一多，掩埋成了问题，只得一坑坑地埋。
陈腊梅记得，在现在“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所在地，有一个坑就埋了百把具尸体。
她说，回首当年的往事，她心里就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这个恨，到死也忘不了。
当年二十六岁的李宗贵也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和见证人。
那时李家三口人，夫妇俩以及父亲以驾船为生。
五月初，李宗贵一家正从麻河口载着一船蚕豆准备经厂窖出洞庭运往长沙。
九日晨吃过早饭不久，船到达厂窖港。
这时只见沿河两边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满河都是船连船，船吊船。突然间，只见船上的人哭爹喊娘，呼天叫地，像湖鸭子一样一窝蜂地往岸上逃命。
原来，日本鬼子坐着汽艇从水上来了！于是李家三口也慌忙跑上岸，随人群钻进了一片蚕豆地里。
后来李家三口幸免于难，但仅有的一条船及船上所载的六吨多蚕豆全被烧光了。
据李宗贵回忆，日军对船民的屠杀凶狠无比，他们抓住船民、难民，或用枪杀，或用刺刀捅，或用东洋刀砍。即使跑到岸上避难的，也多数被他们搜索出来而惨遭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