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庆重庆1．重庆，一座无可后退的堡垒
中国人应该感谢白修德，是他和许多同他一样的高鼻子洋人，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重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陈诚的专机抵达重庆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飞机降落在长江江心的一块狭长平坦的沙洲上，被重庆人叫作珊瑚坝的沙洲两边都有江水流过，面向下游朝天门码头方向，右边水道宽，对面是南岸，风景如画的南山、黄山、汪山、南泉、小泉全都隐藏在南岸连绵起伏的黛色群峰里。左边水道窄，水面上架着一道用许多条木船和长木板子搭就的浮桥，浮桥通向耸立着巍巍高墙的悬崖，悬崖顶上高墙环绕着的，就是重庆城区了。跑道和几排用南竹搭盖的简易平房歪歪斜斜地立在满是鹅卵石的沙洲上。这个简易的机场只能在冬天和春天使用，那时水位低，一到夏天和初秋，随着西藏高原积雪的融化，汹涌澎湃的江水便会将沙洲完全淹没。
能坐四十多人的宽敞机舱里只坐了不到三十个人。与陈诚同机到达重庆的，除了他的副官处处长邱行湘和几名随从，还有两名美军顾问和一位美国记者。
这位美国小伙子就是刚刚完成在河南灾区的采访，在洛阳搭乘美军飞机赶到云南楚雄（1），准备对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再次作专访的白修德。
来到中国时才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白修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历史学家们后来研究发现的。当时，蒋介石、陈诚和毛泽东、朱德都是他的朋友，他在重庆黄山宋美龄的纯木结构别墅（蒋介石住的云岫楼就在旁边百米远近的一座浓荫蔽日的小山坡上）的风雨廊上，吃过蒋先生最拿手的扬州蛋炒饭，也在延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品尝过饺子和红焖鸡。只不过蒋、陈包括宋美龄在前，毛、朱在后。从地理上讲，白修德是先到的重庆（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后到的延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政治理念上讲，他是抛弃了老朋友，投向了新朋友。对蒋宋，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视”。早期，白修德也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对蒋夫人颇多溢美之词，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当他试图披露某种官方不容易见到的现实时，麻烦就来了，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不断的阻挠。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与政治上已经黑暗得令他彻底绝望的重庆相比，只有陕北的天，才是晴朗的天，中国的天！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四年前刚踏上中国土地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而现在，他以无数篇采写自中国战场的重量级报道，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新闻人。他分别采访过蒋介石夫妇、孔祥熙、林森、孙科、宋子文、李宗仁、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包括年轻的重庆市长吴国桢。许多人接受采访还不止一次，甚至成为了他的朋友——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众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为争取他的专访而煞费苦心。
民国政府宣传部甚至还聘请他担任新闻顾问，每月的薪酬是法币四百元，这几乎是当时八名中学教师或是政府科长的工资，根据兑换比率，相当于六十五美元。
第一次到重庆的白修德在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很快便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白修德的眼中，重庆一直依赖于农村。一片片的稻田延伸到古老的城墙边上，在长江河岸下的河滩上，农民满怀希望地种上蔬菜，然后抢在夏日的洪水把他们的小片菜地淹没之前，抢收完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果实。年年如此，让白修德感觉到总有一点重庆人和老天爷下赌注的性质。
他喜欢清晨或是黄昏站在高耸的城墙上跑步或是极目远眺，长江两岸，嘉陵江两旁，月牙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再延伸到另一座山头上，美丽壮观的梯田一片连着一片，好看极了。他知道这些稻田一直能够连到二百七十五英里之外，同样被高墙环绕的另一座大城市成都，他甚至觉得无边无际的稻田可以一直延伸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脚下。
每一天，年轻的白修德像聆听音乐一样聆听着重庆。他经常会像英国绅士那样带着一把雨伞，沿着一条汽车路从两路口步行出发，经过观音岩七星岗走很远的路来到城中心的精神堡垒（今解放碑），登上公园里的高坡，俯视着远处的长江和原野，以及脚下大片的鳞鳞黑瓦，然后马上就有穿越几个世纪，回复到古代的感觉。他步行经过的这条主要街道的两旁有着沿海城市那样的橱窗，商店里卖着布匹、手电筒、汽车零件、美国罐头，还有霓虹灯广告，街上行人也非常多。
但是一走出这条大街马上便会进入幽深曲折的陋巷之中。在他的眼中重庆总是雾气腾腾的，这给人增添了安全感，而一旦遇上难得的晴朗的天气，人们便会紧张了，因为通常这都是日本人的飞机光顾这座城市的日子。走在重庆的小巷子里是轻松惬意的，虽然小巷是那样的窄，以至有的地方他得用雨伞挡着两边屋檐的滴水才能通过。
这一切，组成了香气臭气同时散发的气味交响乐。散发香气的是食品和调料——不少重庆人还把锅灶摆在街边，得意地向来往行人展示他们的烹调手艺——以及鲜花的芬芳、炒熟的板栗、焚香炉，还有鸦片的烟雾。散发出臭气的则是尚未来得及收拾的小孩粪便，和遍地的垃圾。交响乐里自然免不了男人的喊叫，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哭闹，各家各户鸡圈里飞出的声音。还有，就是苦力们挑水时发出的单调的号子和走街串巷的货郎唱出的咏叹调。
重庆，这座雄踞在山巅和匍匐在山谷里的城市，并不需要白修德所见识过的沿海城市那样的政府，西方人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设置了租界，开办了工业。而与重庆最直接的联系是农村。精明的生意人，把通、南、巴、平大山里山民手上零散的天麻、川贝、虫草、黑木耳、裘皮收进来找到买主便可赚钱。生意做得好的坐庄却没这么辛苦，他们一觉睡到快中午时，去趟茶馆，与收货的跑庄喝茶聊天，有生意做时，把手伸进对方衣袖一番讨价还价，敲定后，中午由卖家请客。然后把山货由重庆通过长江水道发往下游的武汉、上海。它昔日的传统政府尽管残忍却又单纯，政府发号施令的对象是商人、钱庄老板、商店业主等能够向农村和农民提供市场的人。绝对不变的真理是政府维持治安，商人服从权威，谁有长矛、士兵、枪炮就服从谁，谁有权力保证贸易就听谁的。这样的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向帝国的行政官员和地方督军们交贡纳税，近年来向老百姓征粮派款的又增加了军阀。他们会永远地交纳下去，只要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掠夺，没有战争。不仅仅是重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新型的政府。白修德来到重庆，不单是为了挣钱，也渴望为这个政府服务。
由于过去长期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四川军阀被日本人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中华民国的战时政府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控制了这个面积最大物资最丰富的省份——四川的咽喉。这一片最肥沃的土地被称为天府之国，东边被高山和三峡所封闭，西边背靠着亚洲的屋脊，五千万人民在这块亚热带区的内陆帝国里生息，自给自足，几乎坚不可摧。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白修德到来的这一年——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所有的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北平，整个的东北、华北，众多的长江流域城市悉陷敌手。武汉西部，横亘着难以逾越的三峡，三峡以西，便是重庆。凭着这道天然屏障，国民党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抵抗，并且还将继续抵抗下去！
“每天清晨，处处都可以听见凄楚动人的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当我尽力把这首每天把我们从梦中吵醒的歌翻译出来，西方的来访者都不禁为这又滑稽又严肃的歌词捧腹。但是乐曲却是既令人感动又令人感伤的，我一听到它就震撼！黄昏，当国民党的十二罗经点星旗徐徐降落时，军号齐鸣，传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也为之感动不已。”
白修德比当时驻重庆的所有外国记者都最先领略了周恩来人所不及的机智与风采。他是周公馆的座上宾。美丽得令人心醉的共产党最早的外交官龚澎，后来成为龚澎丈夫的英俊才子乔冠华，能力过人的陈家康，这些人既是周恩来手下的强将，也是他的好朋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让他感到十分新鲜的共产党，白修德甚至还特地雇请陈家康成为他的五名中国专栏作家之一。
许多年后白修德依然对周公馆记忆犹深。他说这个院子被称为曾家岩五十号，是个破破烂烂的地方。一下雨，泥水齐踝，来访者可以把满是泥水的足迹一直迤逦到接待室里。接待室里只有几把扶椅，一张沙发。沙发上的弹簧断了，包的是农民生产的那种蓝色粗布，坐上去显得既笨重又不舒服。在那以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就是在这间接待室里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里有董必武，叶剑英，还有林彪。
至于周恩来，白修德说他和周恩来初识时周远不像后来那样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他俩的早期交往中，一见面，周便向他讲一口滔滔不绝的英语。之后，周变得随便多了，一改过去他通常所给人的那种衣冠楚楚的形象。在以后的约会中，周常常穿着皱巴巴的粗布衣服，胡子也没刮。他有着一副几乎是地中海型的黑色脸庞和皮肤，一旦他心舒气畅时脸上就英气勃发，对曾经同他交谈过的上千个人物的表情都能够一一地模仿出来。因为白修德的中文水平在不断提高，他就开始用中文和白修德我交谈。周在重庆近九年时间，他是国共合作共方负责人，他在促蒋抗日，领导南方局，做国统区统战方面时工作中体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丰富的人情味和人格魅力。
白修德在中国的事业一帆风顺，他写出的稿子西方主流媒体争着抢着用大价钱买，并且许多老板都渴望用优厚的薪酬吸引他跳槽。每当《时代》周刊因为他采写的一篇稿子印数“呼”地往上蹿了一大截，老板卢斯给他写的信就好像彼此的身份颠了个个儿。他在重庆的日子就像中国人说的运气来了打麻将，想咋和牌就咋和牌。
第一次在重庆经历日本飞机的轰炸后，白修德从整整被憋了五个钟头的防空洞里出来。那时夕阳坠山，晚霞如血，他看到自来水管被炸断，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到处都在燃烧，好像整座城市都在燃烧。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城里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人们像利箭般从山坡后面冲上了大街，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地打着滚，把火扑灭。
白修德看到到处都是死人，就在他脚边横卧着一具破碎的尸体，连肋骨架也被炸碎了，从**的**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女人。
白修德后来回忆第一次在重庆遭到轰炸的经历时说：“我来到一个仍在燃烧的山坡，发现所有的房屋都已化为灰烬，有一座庙还在，它的一堵墙崩倒在山崖的一侧，殿堂已被烧得精光，只有那尊巨大的青铜佛像盘腿而坐。它被大火烧得灼热烫人，但我仍可看到它那慈祥的面孔正朝着这座哭泣的号啕的城市发出柔和的微笑。”（2）
然后，他看到无以计数的重庆人不知从哪里涌出来，奋不顾身地扑灭了大火，收拾了满大街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清理干净废墟，第二天把日子照样淡定地过下去。于是，他在发往美国的稿子中写下了激烈得如同呐喊般的文字：“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她，这是我们无可后退的堡垒！”
战前中国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的上海、天津、南京。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秘密设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制定出了内迁计划，从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开始，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厂内迁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起青岛，南至香港，众多的企业迁往武汉、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