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善立即叫王文明赶紧抢救。
王文明检查了一下，惊诧不已，又不敢言，给赵参谋长开了点平安药。但心里实在气愤，忍不住悄悄对宋瑞珂（王以前是宋的卫生队长）说：“赵秀昆是装的，他根本就没中什么毒，也没受什么伤。”
宋苦笑着摇了摇头，嘱咐王文明不要说出去。
奉命防守镇境山的十八师参谋长赵秀昆和参谋主任汤国城带头一逃，五十三团哪里还稳得住？阵地上的官兵们顿时像赶鸭群一样冲下山来，向着黄柏河方向飞跑。只有过了黄柏河，大家才敢停下脚步。
夜里十时左右，罗广文也到了前坪军指挥所，彭善命他将收容起来的部队移往太平溪整训。
临行前，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写了一封短函派人送给彭善，大意是：余现偕辞修移住太平溪，除派员收容宜昌逃出之难民外，希望你们也代为收容安抚。我到了桃坪一带，马上派员把贵部救济难民所花费的米和钱送来。
十八师千里迢迢赶来打了两天，一九九师还一枪未放，宜昌就于六月十二日完全陷于日军手中。
按照日军的作战计划，其并未决定长期占领宜昌。第十一军攻占宜昌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由于部队的疲劳和担心敌人发动攻势”，仍然命令圆部和一郎于“六月十七日撤出宜昌”。
连起草这一命令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一课课长公平启藻在发给东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也发牢骚说：“因调整兵力而撤军，千秋恨事也！”
故日寇进入宜昌后，完全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强盗心态，首先将城中的仓库、商店和居民的财物抢劫一空。连续五天用三十多辆卡车、百十余骡马，将抢劫的财物运到大公桥、杨岔路集中，然后运往武汉。带不走的全部砸毁或倒进长江，未及逃亡的上万难民，大难临头，一个个如待宰之羔羊。
抢劫财物后，日军又在宜昌连烧了五天五夜，将宜昌城变为一片火海。
中国军队搞“焦土抗战”撤走时放了一把火，并未烧民房商铺。
日本人来了再接着放火，那就是无论军民，乱烧一气了。可怜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宜昌古城，几成一片废墟。
六月十二日，也就是日军进城的第一天，便烧毁怀远路、和光里，并延至圆觉庵一带。
十三日，烧滨江路、招商局、二马路、通惠路（现解放路）部分地段。
十四日，烧环城东路、环城南路、大东门外正街、北正街及一马路一带，熊熊巨火达三星期始熄。
仅这五天，日寇就烧毁房屋六七千栋，街道除划为难民区的天官牌坊、南正街、白衣庵、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较多外，环城西路、鼓楼街、璞宝街、白衣庵、南门外正街仅有少数房屋，而其余大街小巷房屋几乎全毁。
《民国三十六年武汉日报年鉴》记载：“宜昌在战时城市被破坏十之八九，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战前有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九户，十五万零六百二十人，全市房屋为九千七百余栋，战后仅存一千四百余栋。光复之初，居民仅两千余人。宜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破坏之甚，为全国之冠。”
目击者说，日本人在宜昌著名古建筑大南门上的春秋阁里，看到冯玉祥将军一九三九年在宜昌督练新兵时，于四月二十五日留在匾上的一首诗，气得要命。
于是开来两辆坦克车，将车尾的钢绳一头拴在大殿的柱子上，油门猛地一轰，两辆坦克往前一蹿，整个春秋阁便“稀里哗啦”一通乱响，垮掉了。
冯将军诗云：
春秋阁上读春秋，
关公旧舍已不留。
后人建阁表崇慕，
大忠大义万古流。
我为抗倭到此地，
注目江水思贤侯。
盼我同胞矢忠勇，
效法先贤报国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