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到处都可看见收购废旧金属的人。在武汉市，日本侨民团组织了许多妇女小分队，到处开展献铁宣传。有的小分队守候在各剧场门口，要求入场的观众凭票捐出废旧金属一块。无论是一个硬币或其他什么破铜烂铁，多少都得带一点，否则，不许进入剧场。
汪精卫统治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各县政府，都成立有合作社。伪南京政府命令合作社在各地强制收购五金物资，以供日本造枪造炮造子弹之用。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第五天，武汉地区的日本宪兵配合警备队，半夜以后突然宣布特别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禁止街上居民向楼下张望。日军却趁机开出大卡车，分别将武昌和汉口市区的下水道的多孔铁盖板全部撬走，装上轮船运回日本。汪伪人员将武汉城所有大中型房屋上的金属构件，如铁门、铁梯、铜铁栏杆等等拆了个精光，
汪精卫为了把献铁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指令各地成立献铁委员会，专管此项活动。伪南京市府的献铁委员会更是一马当先，积极活动，大收烂铁若干卡车。
伪上海市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回收废金属运动。提出第一期回收铁类三万吨，铜类五百吨，以及铅、亚铅、钨等有色金属若干吨。
上海公共租界共有铁门二十八扇，每扇重达三吨，全部被献铁大军席卷而去。
旧租界铁制路牌共计八百〇三块，也被献铁运动全部掠光。
时至今日，被中国统帅部“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拖入战争泥淖而无法自拔的日本帝国的日子，绝不比蒋介石好过！
就在日猷横山勇发起江南歼灭战之前的两个月，日本人还进行了一场江北歼灭战。
这一战，就带有一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味了。
这里说的外，是指中国军队守卫的长江南岸；内，则是指江北日本军队早已占领数年的区域。
因为，自武汉会战结束之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有一支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国军第一二八师——盘踞并活跃在长江北岸日本侵略军的眼皮底下，并且还频繁出拳，痛殴日军，给日本人造成了不小的杀伤。
日军也曾数次三番想灭掉这支军队，一九四一年，以犁庭扫穴之势，动用四十三师团、一〇三旅团五千步兵，两千骑兵，甚至四十辆坦克，三十架飞机，十余艘军舰围剿。
这支中国军队的主帅指挥部队血战七天七夜，歼敌一千四百零五人（其中佐级军官九十人），创造了有“江汉平原的台儿庄战役”美誉的陶家坝大捷的奇迹。
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一帮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的关中冷娃们跃出战壕，向着坦克迎头冲了上去。
这几十个娃娃身上，全都抱着集束手榴弹，从荆江大堤脚下，从路沟里滚入车履。
他们中不少人一脸稚气，心地单纯，瘦小尚未发育完全的身躯，撑不起一件土布军装。
然而，在日军坦克气势骄狂、横冲直闯，自家又无反坦克装置时，他们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集束手榴弹融为一体，义无反顾地一齐填进铁蹄，为国捐躯，一下接一下猛烈的爆炸声中，骄狂的日本军官们被震得目瞪口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归十一军节制的日军下野一霍中将的五十八师团发动了“沔阳作战”，对第一二八师发动攻击。
因美军吉米·杜立特机群首次空袭东京后在赣州机场降落，中国派遣军奉大本营之命，组织在上海的第十三军、在武汉的第十一军进行“浙赣会战”，以破坏沿线机场，报东京被炸之恨。
十一军因需要组织兵力转战南昌至横峰，在摧毁沔阳地区中国军队阵地后，遂主动中止了五十八师团对一二八师的进攻。
第一二八师师长乘日军无力进攻，将主力移至峰口地区，对防区工事进行了加固，并加强了抗日宣传及破袭活动，对日军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从这以后，日军虽然也时不时地前往鄂中扫**，却再也没有花大力气——哪怕是出动一个师团——兴师动众地去扑灭这支抗日武装了。
不仅如此，随着形势的微妙变化，当一二八师与其他的中国游击武装发生摩擦时，他们乐得来一个坐山观虎斗，有时甚至还故意纵容这支队伍坐大。从一九三八年年底的区区两千余人，到一九四三年年初，一二八师竟然一呼隆发展到了四五万人。
日本人对网开一面的原因委实简单，因为此人既打日本人，也打自己的同胞。而且不分党派，只要威胁到他的生存，便毫不犹豫，果断出手，拳重力沉，一剑封喉。
日本人不傻，他们当然懂得“敌人的敌人便是盟友”的道理。
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造成这一奇观的直接原因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个完全不按常规出牌的奇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个性、最奇特的军人，称其为“乱世枭雄”绝不为过。
此人是屡立战功的西北军骁将，“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人，鄂中五年抗战的旗帜、领袖，参与国军抗日战役最多、战功最卓著的抗日名将之一。此人便是大名鼎鼎，令天下神鬼皆惊的王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