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死而复生的“英烈”
笔者有充分的理由为已经在前面露过一次脸，匆匆登过一次场的南县县长黄其弼先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黄其弼是个颇有新潮做派的海归，一九一九年十六岁时便远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回国不久即参加了国民党，先在四川大学做教授，后去国立西北工学院当院长。
官至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的薛岳将军对比自己小八岁的黄其弼十分敬重，一九四三年一月延请黄屈尊南县县长，或许是觉着这顶区区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戴在大教授头上实在不太像话，临到南县赴任之际，又多给了一顶战时组织九战区党政战斗指挥部少将指挥官的帽子。加之他原本就是国民党员，这样一来，这位海归教授就集南县党政军于一身，大权在握了。
当了将军的黄县长依旧像往日一样很注意着装，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蓄着长长的拿破仑头，皮鞋擦得锃亮，仍不改斯文滔滔的教书先生模样和神态。
可自从前方的炮声一响，斯文滔滔的黄县长也背上了枪。
当过兵的人一看黄县长背枪的模样就晓得他不会打仗，皮带放得老长，斜挎在肩上，带匣子的驳壳枪在屁股以下部位晃来晃去，打得腿颊“噗噗”直响，和那春晚小品上的陈佩斯差不太多。
黄县长武的不行，文的不错，而且特别会讲话，口一张神采飞扬，提到日本鬼子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两个眼瞳便犹如充了血，咬牙切齿不说，脖子上青筋突起像几条粗大的蚯蚓。为了加重演讲的语气，一只手还像劈斧子般不断地往下砍，就像在砍日本鬼子的脑袋。
日军渐渐逼近厂窖，厂窖的形势越来越紧迫。村民将伤兵藏匿在芦苇**。为了拖延时间，黄其弼组织民兵在厂窖村口对日军进行阻击，结果无异于以卵击石，全军覆没。
一九〇四年，黄其弼出生于长沙东郊六十里远的一个小乡村，世代书香，到他这一代，已是穷途末路。父母相继去世，靠着微薄的田地维持着兄弟五人的生活。一九一八年，正逢庚子赔款选派外国留学生，刚满十五岁的黄其弼报了名，得到了出国学习的机会。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七年，一九二七年回国，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工作。一九三〇年，二十六岁的黄其弼经留法同学的介绍，结识了浏阳留法同学娄山，娄家是浏阳的大地主，其曾祖父娄庆云是满清的三品官，跟随曾国藩剿灭长毛有功，得封爵赏地，田连千亩，富甲一方。
娄山有个妹妹娄蕙，大家闺秀，幼秉庭训，被送到长沙义芳女中读到高中毕业，接触了不少新思想。
娄山与黄其弼情谊深笃，不遗余力在妹妹和好友之间架起一座鹊桥。妹妹一见这留法回国的学生，虽家境贫寒，门户不当，但此君一表人才，举止大方，谈吐有度，心想这定是一有出息之人，定可托付终身，便满口答应，于是很快便结下这千古良缘。
黄其弼与娄蕙的大公子黄杭智今犹健在，二〇一〇年，年逾八旬的黄老，在他的个人博客上贴出了一篇深情怀念父亲的文章。
父母亲婚后，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也跟随同住。为了工作方便，我便被寄养在外婆娄家，外婆是我外公的小妾，在乡下分得良田百亩，在长沙城里也有两处房地产业，一处在青石桥，一处在青石井。外婆分给妈妈的两百石租子，就作为我的抚养费。
在我六岁时，爆发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一步步地升级。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从长沙城搬到浏阳乡下去住。我模糊记得那是一座青砖大瓦屋，后院还有一格格仓板堆得高高的大谷仓。
日寇日益逼向长沙，这时，舅妈全家准备跟着一个叫汤掬星的浏阳人办的五卅中学，搬到桃江马迹塘。那时已是深秋了，天比较冷，我们坐着当地的民船，沿浏阳河直达长沙。民船经过一道道的坝口前进，船夫们撑着船，使船头正向坝口，这样才能使船顺利通过。无奈当时水枯坝口流急，一不小心，湍急的旋涡把船冲向石堆，船搁浅了，船夫只得脱掉衣裤跳入冰凉的河水中，用背挺着船使它离开礁滩。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得下去五个船夫，船老板撑住船头，要费上半个小时才能把船头拨直。
他们在合力的时候，口里不断地喊着号子：“呀丢丢啊！呀丢丢啊！”
我们小孩不懂事，坐在船头学着喊：“哑爹爹啊，哑爹爹啊！”他们虽身浸冷水，背负重船，仍忍不住哈哈大笑。
一九四三年春末夏初，日寇大举侵入湘北时，黄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天，绿衣人送来一份电报。由于黄其弼在南县当县长，娄蕙带着儿女们在桃江马迹塘乡下避难，家中也不在乎钱，平时有点什么事情彼此都是拍电报告知，所以电报来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不承想娄蕙拆开电报一看，一声惨叫，脸色发白，顿时便晕倒在地上。黄杭智和弟弟妹妹听说爸爸死了，全都抱着妈妈痛哭。娄蕙好一阵才醒过来，搂着儿女们大声哭喊：“天呐，爸爸没了，咋个办啊？”
电报是已经撤到耒阳的湖南省政府打来的，通知娄蕙：黄其弼已在此次日寇扫**时，因公殉职了！
全家人在悲痛之余，也还没有完全死心，多少抱着一丁点儿侥幸。这世道兵荒马乱的，万一消息有误呢？万一爸爸是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失踪了，没过多久他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呢？
有一次爸爸回来，一家人围桌吃饭时，爸爸说有一本德国人写的小说，叫《西线无战事》，书中就有这样的情节。
可这点可怜的侥幸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刚过了一两天吧，一名上街买菜的家仆突然拿着张《新湖南报》，一头冲回家里，冲娄蕙嚷：“太太，糟啦，糟啦，老爷真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
娄蕙抓过来一看，报纸头版上用很大的版面登出南县县长黄其弼在日本人进攻时组织群众转移，因公殉职，省政府决定追认其为抗日英烈的消息。
对一般的县长，报纸可能不会如此重视，而黄其弼不同，一者他是以学者之身，在国难当头时入仕并加入军界，在知识界起了上面需要的带头作用。
那年头所有国统区都以蒋委员长的讲话，“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为号召，声势浩大地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报上整天都在登，国民党的不少党政军高官与各界社会名流纷纷带头把子女送上前线。
四川省主席张群把不久前才从美国留学归来，正在四川大学任教授的儿子张继正叫来，鼓动他带头从军，以为表率。不料尚未将话说完，张继正已主动请缨，表示国家用人之际，年青人责无旁贷。他回到九眼桥边的川大校园后即登台讲演，以身作则，带动川大学生上阵杀敌。
除张群外，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子祝源远、贵州省主席杨森之子杨汉渝、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顾福生、大剧作家田汉之子田申、大画家徐悲鸿之子徐伯阳、大地主武陵昭之子武仲秋，也都争相奔赴战场。
这些豪门公子有的虽然在此之前名声或许不佳，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爱国热情与行动，同样受到了世人的肯定与赞扬。
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三四十岁上战场的人不胜枚举。